自然赠予你，
树冠 微风 肩头的暴雨，
片刻后生成，
平衡 忠诚 不息的身体。
  ——《山雀》


我在北戴河玩时喜欢早上起来散步，清晨的海岸送来微凉的海风，让人感到十分舒服，这个时候我总能遇到一个老人，赤脚走在沙滩上，拄着一根拐杖，走近一瞧，还带着个很洋气的海盗眼罩，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怕吓到人，布料用的是白纱。他身上的气质跟这里的村民不一样，一看就是有故事的类型，这让正在筹备新书的我产生了兴趣。我牟足了劲儿每天早上都去，总算是靠着连续十多天的偶遇和老人搭上了话，他一开口我就能听出来是位十分有修养的老先生，同我说起秦皇岛的各处景点也说的头头是道，似乎在这里住了很久，又聊，老先生竟然也爱游山玩水，五湖四海的朋友时常邀请他去各地旅游，竟也去了不少地方。

“您腿脚不灵便还这么东跑西跑，真让我这种年轻人惭愧。”
“不必惭愧，你现在只是没时间，等你一把年纪，也哪里都能去。”
“您真会抬举人。”

后来又一起在海滩边遛弯，当地人遇到老人家都很亲切，称呼他“张老”，我第一次听，以为叫的是“长老”，还说这称呼一出还以为你是什么武林门派的传人，这话其实不大尊敬，但老人家听了完全不生气，只是呵呵笑起来，说自己以前确实练过武功。

“看您这精气神，您当年参过军？”
“……往事如烟，不提也罢。”

老人家想起往事总爱望着海，那时候渤海的水还算清，蓝色一直延伸到天边，这也是我喜欢这儿的原因。我说一眼就能看出来老人家身上有故事不是我胡诌，你光是看他的面孔就能观察出来。即使显而易见的，他的面颊受过一些创伤使他经历了毁容，但瘦削使他更接近于外国人的骨相暴露出来，而他仍旧健康的那只眼睛，是浑浊的灰蓝色。
第二天再去海边，发现老人不在，我心里一紧，以为老人家出了什么事，在海边绕着跑了好久，可算找到一个当地人，问他张老先生今天怎么没来，当地人正在收网，看着我火急火燎地样子哈哈笑，叫我赶紧回家。我不明所以，问他出了什么事，他指了指天。

“今儿要下大雨！你没带伞，再不回家，一会儿得给你浇透咯！”

就算渔民提醒我也晚了，我刚跑到一半雨就浇下来了，那真是好大一场雨，浇得我看不见路，走了几百米就滑倒了，躺在地上起不来。远远的仿佛能看到雨幕里一个黑色的身影走过来，噼里啪啦的雨声里隐约能听见拐杖敲在水泥地上的声音，再过了一会儿，穿着黑色雨衣打着伞的人走近了，把我从地上拽起来，大声说：“雨太大了，你先到我家避一避！”我本来狂跳的心立刻安定下来，来人是张老先生，他来救我了。
我好不容易屁滚尿流地跟着张老先生回到他家时身上已经没有一处是干的了，在屋里站着滴滴答答地淌水，那声音听得我脸都烧起来了，实在不好意思。张老先生却没笑我，让我去屋里用热水冲一下，又拿给我一身干净的衣服，那身衣服的风格年代久远，穿在身上仿佛50年代的欧美精英，但却很新，还能闻到衣料的芬芳。张老先生拄着拐坐在摇椅上，一个劲儿的揉膝盖，我立刻明白过来了，老先生有旧疾，下雨天犯病，所以今天才没来海边。可他既然犯病，怎么又穿着雨衣出来了？老人家就是有阅历，已经看出我的心思，笑呵呵地说：我知道你这傻小子今天还要去海边找我，你们年轻人又不爱看天气预报，怕你不知道今天要下雨，我才出门去找你的。我顾不上腿疼，立刻感激涕零地说：您可真是我的救命恩人，要是没你，我估计得在路中间躺到被车轧死。他露出一副严肃的神情，训斥我道：胡闹，怎么能摔一跤就躺在地上不起来了？我哑然失笑。

“我早看出来你对我有所图，我还想，这么一个老头，你能图我什么？原来是图我身上的故事。”

张老先生拄着拐站起来，从柜子里翻出两个大本子递给我，那本子看着年代久远，却保护的很好，既未掉页，也没落灰，封面用毛笔写了三个漂亮的大字：回忆录。

“雨还要下很久，你读罢。里面记得都是真的，不过那些事，我不想经自己口再说一遍了。”

这可真叫人欣喜！我如获至宝地接过来捧在怀里，下雨打雷劈坏了发电站，因而家中无灯，光线极暗。张老先生翻给我两支红烛，叫我点亮再来读，否则伤眼。我点亮后看那红烛上还有个囍字，看起来也是年代久远。


张先生是1932年生人，出生在一个东北地主家里，生母是早年间从俄罗斯逃难来的，生下他时年纪已经很大了，还没给张先生哺乳完就一命呜呼，去见了上帝。张先生那时没姓也没名，因为是用棒子面喂活的，所以地主家所有人都叫他棒子。棒子8岁前在地主家饱受折磨，于是从地主家逃了出来，在路边饿得奄奄一息时被八路军救了回去，当时党支部书记姓张，于是他就跟着姓了张，再之后跟着张书记走南闯北，张书记殉职了就跟着部队继续走，跨过了黄河，也跨过了鸭绿江，在路上时他终于有了个好名字，是当时部队里的另一个书记给他起的，也是那个书记教他认了字，送了他人生第一支铅笔。

『我終於得了個名字，是張老師給我起的，他還教我寫字，還給了我一個本子，教我寫日記。我在日記本上寫的第一句話就是：今天，我有了個新名字，今天起，我就叫張致暉了。』

张先生带着这个名字走南闯北，打了许多场胜仗，甚至带着这个名字去了苏联。这倒是让我有些惊讶，他居然还去苏联读过书，虽然学的是思想理论，但也在同学的帮助下辅修了苏联大学教育之前的教育，顺便学了一口流利的俄语，读了许多俄文小说。回国后参与国家建设和赈灾，直到最后，他匆忙的二十余年尘埃落定，战争结束了，他成了当时的中部战区的一个营长，官算是大的，且极受尊敬。这时他已经不算小了，又戴着这样大的官衔，据他自己写，当时许多人说他是十里八乡的俊后生。于是他一安定下来，立刻就有许多人如狼似虎地扑上来要为他说媒，他在回忆录里写到，乃至有一位旅长的女儿也看中了他，写申请写到了总理那里，但被他回绝了。

『我很早就知道自己不喜歡女人了，這與旁人不同，我知道，所以從不和別人說，也覺得要是不能兩情相悅，就不該去耽誤人家姑娘。陳同誌是位好同誌，她應該有個更好的伴侶。』

我看到这里想，张老先生真是自谦，这字写的已经超出我不知多少，难怪听当地人说张老先生常帮人写对联。至于他说自己年轻时十分英俊，也有力证，他在回忆录里夹了自己当时的照片，不得不说，十分英俊。
他在后面接着写道，自己前二十年的故事确实不值一提，只是万万千千个国人中平庸的一个，使他真正成为这世上独一无二之人的乃是24岁那年。他在此处特地从钢笔换了毛笔来写，几排工工整整的小楷，看着赏心悦目。

『那年我接到任務，安置回國科學家和那些跟他們一起回來的支援國家建設的科學家，我是個粗人，在此之前連物理是什麽都不知道，只會做最簡單的數字題。現在想來，那時的我是萬不能想到自己會和一個那樣優秀的物理學家相愛。』

在那一年他遇到了库洛姆，他还在回忆录里补了英文名及注释，写到库洛姆先生的原名其实是兰斯顿·史密斯，但也可以称呼他为库洛姆，随便一翻后面的记录，显然张先生更喜欢库洛姆这个名字。在他的记录里库洛姆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存在，高鼻深目，金发碧眼，身材匀称，相貌姣好，他一眼就被吸引住了。他此前也见过不少外国人，因而已经分得清外国人里什么算好看什么算不好看，所以他第一次见到这位库洛姆先生时就在心里暗暗想，真是英俊，一定有许多姑娘会喜欢他。

『我一見到他，就知道了什麽叫一見鐘情。但心裏又一陣難過，心想，這樣優秀的一位青年才俊，他應當早就有了伴侶，即使沒有，也會很快擁有一位優秀的伴侶，而我同他是斷無可能的。』

断无可能？这样厚的一本回忆录，我才不信他们断无可能，这时我才起了兴趣，心里还想，幸好今天下了这场大雨，不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骗到老先生给我看这些东西。


库洛姆上飞机时十分兴奋，在万事的描述里那里现在正是一片蓬勃生机的热土，急需支援和帮助，他最初因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遭到排挤而不顾养父的反对去往了苏联，就是想为共产主义建设做一份贡献。然而下飞机后却有些失望，他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片热土就被小轿车拉着去到了中南海，得到了极热情的接待，饭菜固然可口，但库洛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他想去北平城里走走，却被万事告知尽量跟随安排，之后自会有自由活动的时间。吃过饭后屋里进来了一个年轻的军官，人高马大，站在那里一座山一般，库洛姆原本以为这里不会有这么高的人，一下颠覆了他的认知。那军官看了一眼他们这群所谓“科学家”，又看了看桌上的饭菜，什么也没说，只是径直和为首的秦先生说话，然后秦先生招呼我们收拾一下，跟着这位军官走。库洛姆站起身来，这才注意到这位军官的与众不同，他不光长得高，还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这让库洛姆更加惊奇，中国也有蓝眼睛的人？还是他是混血？这是库洛姆第一次对这位蓝眼睛的中国军官留下印象。
在车上时库洛姆恰好和这位蓝眼睛军官乘一张车，他并不开车，坐在副驾上，时不时用后视镜扫一眼坐在后排的他们，二人的目光在后视镜里猛地交汇，双双尴尬地移开。他们又乘车下榻到了一处刚似乎打扫出来的四合院，十分古朴，库洛姆很喜欢这种极具中式风情的住所。看着军官领着那些开车的下属离开便急不可耐的询问万事。

“你之前可没告诉过我你们国家也有蓝眼睛的人。”
“他肯定是个串儿，中国人都是黑头发黑眼睛。”
“你觉得他是哪国跟中国的混血？”
“不知道，他长得那么高，兴许是蒙古人，那就是和白俄的混血，但我听口音听不出来。”

之后又过了几天，库洛姆一直想出去，但每次都在门口绕了几卷就徒劳而返，北平城里的结构仿佛一个迷宫，根本找不到出口，还总有几个小孩鬼鬼祟祟地跟在他身后。库洛姆记得万事提醒过自己说城里有些小孩会偷东西，于是总是提防着，也十分辛苦。走到最后只得悻悻地溜达回了院里，把那几个鬼鬼祟祟的小孩关在门外。这时已是晌午，万事还在床上酣睡，库洛姆几乎分不清他是在倒时差还是犯了在美国时的老毛病。
万事提议库洛姆找个导游，又说自己不能胜任。他在中央下达分配指令前已经申请了回乡探亲，明天就走，坐火车，再转水路，十天半个月不在北平。

“况且我也不是北平人，这胡同里绕来绕去，跟我家那边完全不一样。”

那导游去哪找呢？库洛姆十分苦恼，他在这儿又不认识什么人，一起来华的同僚要么申请了回乡探亲要么已经得到了分配，当地又几乎没人能听懂英文，胡同里的人看着自己的目光也让人不太舒服。他大致推断出导游的两条标准：一是要找一个听得懂自己说话的人，二是要找一个当地人。
标准只有两条，人选却仍旧是零个。
当然，因这几日在胡同里乱逛，库洛姆得到了非凡的勇气，这在中国俗语里也叫“厚脸皮”。于是当第二天，当库洛姆历时五天再次见到了来送新鲜瓜果的蓝眼睛军官时，他深吸一口气，走上前去。



『當時我接了指令，把拉來北平的西瓜送些給東交民巷院裏的科學家們。這件事原本是可以直接交給下屬去做的，但一聽是直接送去院裏，我就來了精神。我心想：還能再見一次那個金色的科學家，我那時還不知道他的名字，只好在心裏叫他金色的科學家。於是殷勤地抱著西瓜就去了。』

在回忆录里张老先生显得十分俏皮，他还仔细写了自己当时的心理活动。他甚至特意设计了动作和话语！先抱着西瓜走进院里，对院里的负责人说这西瓜是在井水里冰过的，要赶紧吃才好，又要趁着负责人吆喝时默默站在一旁，不经意地朝库洛姆的房间瞥一眼。这时候“金色的科学家”大概能走出来，这样就能再看他一眼了。我看着禁不住笑起来，又立刻收住笑脸，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张老先生，他居然已经靠在摇椅上睡着了，拐杖挂在摇椅把手上，睡相十分安稳。

『哎唷，天吶，誰能知道我當時的心情？金色的科學家竟然徑直朝我走了過來！他的金色頭發在北平7月的陽光照射下仿佛在發光，晃得我以為自己眼花了。最開始我慌張地想，這肯定是我的錯覺，等到他走到我面前開始用英語和我說話時我已經陷入了混亂，他說的話我也是一句都沒聽懂。直到負責人走過來我才回過神來，得知是他要找一位當地向導，帶他逛一逛北平城。』


起先那个蓝眼睛军官一直笔挺地站着，微微颔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库洛姆以为他能听懂自己说话，于是更卖力向他解释自己的意图。结果负责的斯诺先生看到两人这样对着站着，急切地走过来，用中文招呼蓝眼睛军官，只见军官略微僵硬地转头，侧耳听斯诺先生解释了半晌，终于明白过来。看动作是点头答应了，于是把配枪转交给下属，示意我跟着他出去。

“Do you speak English? It's hard to guide me if you don't speak the language.”
“Ты говоришь по-русски?（你会说俄语吗？）”

他猛地冒出一句俄语，竟把库洛姆说得愣了一秒，蓝眼睛军官露出不好意思的神色，抓了抓头发，估计是在心里想恐怕库洛姆是不会说，没想到下一秒库洛姆就用流利漂亮的俄语回答了他。

“当然！你会说俄语？”
“我去苏联学习过三年，能说一点，如果您需要，我今天就开始学英语。”
“不，不用了，你的俄语说的已经很好了。”
“谢谢。”

二人在胡同里走迷宫时就在苏联生活的经历打开了话匣子，聊的十分愉快，等走出胡同时二人已经互相通晓了姓名，库洛姆实在不会念军官的中文名，军官也不气恼，让他称呼自己的俄文名。阿纳托利，这是军官的俄文名，他听不懂那些专业术语，但还是很认真地听着。这一趟下来库洛姆也对眼前的年轻军官颇有好感，他仪态端正，走路时背仍挺得笔直，俄语说的很标准，一听就是跟莫斯科人学的。二人看的书籍也有许多重合，这让阿纳托利很高兴，说当年幸好为了学俄语去啃那些大部头原著，这才没错过和库洛姆这样优秀的科学家交朋友的机会。


『我們聊的幾乎忘我，交談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覺悟之高，理論研究之深都是我望塵莫及的。深感自愧不如時他還安慰我，說我只是識字晚，未必將來會不如他。而且不知是心理作用還是其他，我總覺得聽了庫洛姆說俄語，再聽他的英語便覺得軟乎乎的，像9月午後太陽下小貓黏糊糊的呼嚕。』

二人的初识倒是极具那个年代的浪漫主义色彩，张先生在书里写，他们在北平城里粗略逛了一圈，库洛姆先生本想约定明天继续游览，聊的忘乎所以的张先生先是一口答应，然后又猛的想起自己按规应当先给队伍里打报告，通过了明天才能再来。一想到报告不通过恐怕不知道下次要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再见库洛姆，年轻的张老先生感到胃里都在翻滚，但又顾及礼仪，拍着胸脯保证说如果不通过，就给上面打报告，让他们派一个俄语系的大学生来给他当导游，没想到库洛姆当即说：“不，我不要大学生，我只要你给我当向导。”

『我聽了後臉立刻燒起來，眼睛都不知道往哪看了，只是木頭般杵著，乃至都忘了自己回了些什麽。那天回去寫報告時我才明白，原來這就是喜歡，我喜歡庫洛姆。』

交上去的报告批准地非常迅速，上头还特意嘱咐张先生要好好表现，向外国人展现解放军的风采，别给祖国丢人。张先生当然也知道要好好表现，但这次他心里不仅想的是别给国家和军队丢人，他还想着，别给自己丢人。


库洛姆被送回四合院后就目送着阿纳托利火急火燎地回去了，斯诺先生看着他们回来，凑上来问那个年轻军官怎么脸那么红。库洛姆没来得及问，因此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说两人今天相谈甚欢，能不能过两天仍旧安排这位军官带他在北京城里游玩。

“你说你只要他当向导？”
“对，还有，您能教教我中文吗？”

在四合院学了两天中文，库洛姆等来了阿纳托利，也等来了分配给自己的任务，要他去清华大学教授物理，但现在正是暑假，大学还没开学，所以他还有两个月的自由活动时间。斯诺先生说他托人问了军区总司令，未来两个月都没有军事行动，他这样的科学家去给主席递交申请，肯定能让兵哥陪他玩两个月，斯诺先生还打趣他，问他想不想休两个月假，却见军官想了一会儿，看了一眼库洛姆，回答说不想。这时候库洛姆已经学了一点点中文，听得懂这句“不想”，却不知为何心里竟生出一丝难过。

“我不是不愿意和库洛姆先生待在一起，我很想和库洛姆先生交朋友。但我是军人，绝不能沉溺于玩乐而忘了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军官借了辆自行车，说这样快些，让库洛姆坐在后座，要骑车载他。库洛姆今天特地换了一身衣服，是斯诺先生早些时候给他们的“中国人穿的衣服”。库洛姆领到的是一身藏蓝色的中山装，穿在身上十分笔挺，看得那军官眼睛都直了。

“先去天安门，再去历史博物馆，逛完我送你回来。”

阿纳托利打算得很利索，却被库洛姆拒绝了，他说你先带着我在城里逛逛，那些景点不急着去。军官也没说什么，立即照着库洛姆说得做了，转弯朝小道骑去，他骑车很稳，载着库洛姆这个大男人走崎岖小路都没画龙。库洛姆问他：你骑自行车这么稳，开车也是个好司机吧？军官愣了一会儿，说自己长这么大连汽车方向盘都没摸过。库洛姆这才意识到，这一路看来大多数人都是骑自行车，鲜少看到汽车，而第一次见军官时他坐在副驾驶是因为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你们那里开车的人多吗？”
“大多数人是汽车，不过我更喜欢自行车。”
“坐小轿车多舒服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速度也比骑自行车快得多。”

之后二人陷入了尴尬地沉默。
库洛姆的养父是个标准的资本家，因而在记忆里，自己自小就是坐着轿车上学。而阿纳托利说他对轿车最深的印象，是自己8岁那年从地主家跑出来，一路要饭逃到哈尔滨，结果在进城的第一天就差点被街上的轿车轧死。库洛姆得知了二人对轿车认知的差距时十分自责，觉得自己即使看了那么多著作，思想还是被禁锢在资产阶级阵营里。但阿纳托利听了后半晌没回话，似乎是知道自己伤了朋友的心，在梳理着该如何安慰，最后憋出半句。

“库洛姆同志，你不用自责。即使我们的前半生是那样的不同，今日我们仍能亲密无间的坐在一起，情同兄弟，碰撞出美丽的思想火花，这正是共产主义了不起的地方。”

两人骑着车闲逛，军官皮糙肉厚，并不在意7月的烈日，倒是库洛姆这个白种人，被烈日烤的满脸通红，汗水不住地滴下来，直感到头晕眼花，禁不住靠在军官背上。军官反应很快，立刻叫库洛姆的名字，库洛姆头昏脑涨，只能闷闷地回应，紧接着那军官便骑到阴凉处，让库洛姆坐下来把外套脱了。库洛姆确实中暑了，此时头昏沉得很，随着军官的动作把外套脱了，里面的衬衫已经让汗浸透了，黏答答地贴在身上。看库洛姆完全没有好转的迹象，军官也急的冒汗，只好一手揽着库洛姆的腰一手推着自行车去最近的卫生所。库洛姆当时几乎要昏过去了，却能感到揽住自己的胳膊十分有力。


『我先把庫洛姆交給了衛生所的小護士，又把自行車拎到衛生所裏靠墻停著，生怕車子讓人偷了我還得賠錢。等回過神來再去看庫洛姆，他已經脫了襯衫躺在床上，我當時心想，哎唷，怎麽能這麽白，比正往他身上擦涼水降溫的小護士還白，白裏透紅，像新鮮的魚肉，又像沒熟透的櫻桃。』


“他是外国人，你是中国人吧？这么热的天，穿着中山装！幸好发现及时，要是严重了那可是一条人命！”

护士数落军官时库洛姆清醒过来，发现自己的上衣被脱了个精光，还有些无措，浑浑噩噩地坐起身，首先呼唤阿纳托利，但似乎因为军官正听人数落，病床旁又拉了帘子，他没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库洛姆醒了。他这时后悔自己这几天怎么没学会叫军官的中文名，只好提高声音继续叫阿纳托利，不过这回可算是被听见了。

“是我的错，我该提醒你换身衣服的，我差点害死你。”

军官垂着头，看着十分沮丧，黑色的睫毛耷拉下来盖住灰蓝色的眼睛。库洛姆看着他露出这幅表情只觉得可爱，于是安抚他说自己没事。护士见库洛姆醒了，就把他赶下床去，叫他们别耽误卫生所接诊。二人还没来得及说第二句话就被丢出了内屋，连带着被丢出来的还有库洛姆那两件被汗浸透的衣服。军官看到库洛姆光裸着上身，当即把自己的衬衫脱下来递给库洛姆，希望他别嫌弃先穿着，此时正是晌午，太阳又大又毒，库洛姆还没从中暑中恢复过来，热浪冲在他身上效果立竿见影，于是阿纳托利让他坐在后座，要带他去个“好地方”。

“给你，我不知道你爱吃什么口味的，就多买了几样。”

库洛姆坐着自行车七拐八绕了又进了一个胡同，在一家似乎是商铺的店面前停下，军官让他在门口看着自行车就自己走了进去，一会儿就捧着冰棍走了出来，身边还簇拥着叽叽喳喳的小孩儿。军官说让库洛姆先挑，剩下的送给孩子们吃，结果眼看着库洛姆先是接过去，然后借花献佛，把冰棒递给小孩们挑选。库洛姆对口腹之欲并不挑剔，得知阿纳托利本来就打算给孩子们分着吃于是直接借花献佛了，结果等孩子们都挑完，发现居然一根不剩了。

“你买的不够吗？”
“都说了让你先挑，我买的刚好够，那群小孩里有人多拿。”

这一下把库洛姆打了个措手不及，没想到自己好心办了坏事。他想着今天出门似乎也带了钱，想翻出来让阿纳托利用他的钱再买，结果钱还没翻出来，远处已经传来了小孩哇哇大哭的声音。两人都被哭声吸引了目光，眼看着一个姑娘一手一个拽着两个小孩走过来，那俩孩子正是哭声的源头。

“快给兵叔叔道歉！请你们吃冰棍已经够大方了，你们还多拿！”

库洛姆一脸懵，姑娘说话像机关枪，又带着点口音，蹦出来的字他一个都没听懂，只看见阿纳托利从姑娘手里接过冰棍，然后目送着姑娘一手一个拽着两个小孩的耳朵回了家，其中一个小孩嘴里还叼着冰棒棍。库洛姆听见阿纳托利在小声嘀咕着什么，然后拆了冰棍包装纸拿到库洛姆眼前，让他挑一根。一个绿色一个紫红色，库洛姆选了看起来更有食欲那个。

“Анатолий”
“怎么了？不喜欢？我这根是绿豆冰你要是不嫌弃可以……”
“不是，我是说，你能不能别盯着我吃？”

军官听了后刚降下去温的脸又变红了，立刻扭过头去，虽然他皮肤是小麦色，但还是能清晰地观察到他的耳朵和脖子红得不正常。来了这里后常是库洛姆被别人盯着看，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似乎都对自己这个洋人很感兴趣，他还没仔细观察过中国人。库洛姆想笑，但天气太热，冰棍水顷刻间就化得流到手指上，只好赶紧捧着吃完，冰棍是某种酸甜的果味，他不知道是什么水果，只是觉得好吃。等他吃完再去看致晖，发现他正偷偷偏头看自己，和那天在车上时一模一样，于是终于没忍住笑了出来。阿纳托利似乎是愣了，只是叼着冰棍棒看着库洛姆。库洛姆突然想起来些什么，于是转头问阿纳托利刚才小声说些什么，军官刚想辩驳，但看着库洛姆笑意盈盈地样子，也不好再顾左右而言他，没好气地小声说到：“刚才那位女同志叫我叔叔，我哪儿有那么老……”

“你才24？！”
“我长得这么显老吗？”
“不是，呵呵，我只是没想到你比我小。你打过仗，还去留过学，我没想到你才24岁。”

阿纳托利开始掰着手指头给库洛姆讲自己的人生经历，讲的很认真，两人就这样在供销社的屋檐下站到下午，路上路过的人会和军官打招呼，然后偷偷看一眼库洛姆。库洛姆听完后觉得阿纳托利很了不起，可这回听了夸奖后军官却没露出往常那种欣喜的表情，只是不解。

“中国有很多很多人，像我这样的人也有很多很多，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就是你们中国人很了不起。”
“这句你没说错，中国人民很了不起。”

日头西斜，库洛姆也恢复过来不少，于是又坐上自行车后座。他还穿着阿纳托利的衬衫，扣子系到最上面仍旧松松垮垮的，自行车速度快起来后风一吹，衬衫就飘荡起来。作为他来到这儿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阿纳托利表现出的品质让他着实喜欢，一想到这位年轻军官只花了三年不到就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完成了在苏联的学业，心里猜测着，倘使军官和自己拥有同样的社会条件和家庭条件是不是也能成为一名知识分子，想着想着就看向了正骑车的军官。军官个子很高，目测应在一米八五以上，手长腿长，光是站在那就鹤立鸡群，相貌上能看出一点俄国人的遗传，鼻梁很挺，面部立体。库洛姆想起万事曾说在中国大多数人结婚很早，于是随口问阿纳托利可有妻儿。却没想到骑车一直很稳的军官听了这话竟抖了一下，车头朝右歪去，差点撞到一边的路人。

“我没有，我没结婚。”
“为什么？”
“再一会儿要路过天安门了，去看看吧，那里有毛主席挂像。”

之后是长久的沉默，军官生硬地话题转移让库洛姆感到奇怪，然而军官像是不打算再说起这件事一样。库洛姆懂得察言观色，既然他不想说，自己也不打算再问了。


『當時真是心驚，以為庫洛姆察覺了我的心意，慌不擇路下車把都沒抓穩，差點摔了人家。聽到追問也只好狼狽地轉移話題，現在想來著實滑稽可笑。』

我刚读的入神，窗外传来一声惊雷，仿佛有人在耳边敲锣般响，敲得我心惊，于是从记录本里抬起了头。我本以为这声惊雷会叫醒张老先生，回头去看却发现老先生不在摇椅上。我一下慌了神，站起来想去找，正看到老先生端着两副碗筷走到那张小桌前。此时屋子里光线仍很暗，饶是我这个年轻人都有些看不清，不晓得他老人家是怎么摸黑走到了厨房。

“家里刚好没什么菜了，煮了两碗素面，你凑合吃一口吧。”

我洗过手再走到餐桌前时家中来了电，灯一开，我可算看清了张老先生家里的布局。摆设很简单，几件防潮木的家具，感觉都用的很久了，餐桌上铺了张云南扎染的桌布，这厢房里最贵的东西恐怕就是那台等离子大彩电，我定睛一看，电视柜里居然还摆了许多游戏卡带，这让我有些惊讶。张老先生招呼我快来吃面，否则坨了就更不好吃了，我才收了目光。张老先生的素面倒是煮的没什么特别的，葱小段炝香，酱油调味，卧一颗蛋配两根绿菜，极为朴素。张老先生人长得瘦高，看着也不像是大鱼大肉的主，这让我更加喜欢，一个朴素、有故事、形象端正的老人。

“张老，我看到你家电视柜里还有游戏卡带，你平时玩这些吗？”
“不玩，我眼睛不好用，玩不了那些，都是小孩来我家时给他们玩。”
“您喜欢小孩？还特意准备这些。”
“就是因为不喜欢才准备那些玩意儿应付小孩儿的，要不然他们总缠着我，烦得很。”

老先生吃东西不快，他那碗虽比我这碗少的多，但等我连面汤都喝干了他才吃完。他拿过我的那副碗筷一并端着慢慢地挪到厨房，一阵水声后又慢慢挪了出来，他在家中是不拄拐的，只是慢慢走，要是身体再壮实些，看着就颇有福相了。
吃过饭后我又捧起记录本，想起自己最后看到的那段话，便也好奇起张老先生现在可有婚配，但看家中摆设和老先生平日表现也知道恐怕是孑然一身。我这才发觉奇怪，老先生怎会把自己的回忆录这样大方地拿给我随意阅览？于是复又询问，我能看到老先生的眼睑微微抽动，仅剩的那只蓝眼睛里氲出一层迷雾，然后笑着问我看到哪里了。

“看到您骑车带库洛姆先生去天安门。”
“你接着看吧，看完我会告诉你的。”


『我陪庫洛姆在北京城裏周遊了兩星期，甚至帶他去了京郊的圓明園舊址，最後已經到了看無可看的地步，但他仍然叫我陪他繼續逛逛，還請求我教他中文。他學的很快，在我回部隊前的最後一天，他學會了寫我的名字，並盡力字正腔圓地用我的中國名字稱呼我。那副模樣實在可愛，叫我欣喜若狂，可我卻不能表現出來。』

在北京城最热的那两个星期，库洛姆乐此不疲地探索着这座新生与古旧并存的城市，并且在阿纳托利的帮助下学习了一部分中文，库洛姆沾了扫盲运动的光，得到了一本简易的汉字教学手册。斯诺先生说阿纳托利的汉字书写在中国人里算是上乘，而且钢笔字毛笔字写得都很好，库洛姆转述了夸奖，于是再次看到了脸红的阿纳托利。库洛姆发现自己有时会不可控地观察阿纳托利，虽然总是能及时察觉自己的行为不妥然后收敛自己的目光，但也得到了不少观测样本。阿纳托利的皮肤继承了一些他母亲的白种人基因，但因为那经年累月、不分寒冬酷暑的行军已经成了健硕的古铜色，但当库洛姆这样夸奖时阿纳托利则持反对意见。

“古铜是绿色的，我只是黑了点。”

库洛姆听后又笑起来，不知为何，跟阿纳托利待在一起时库洛姆比以往要爱笑许多，而阿纳托利看到自己笑，会跟着脸红，每当此时阿纳托利才能显露出一点身为年轻人蓬勃的朝气。他大部分时间都太过成熟，照拂着初来乍到的库洛姆，偶尔被紧急传话叫回部队还不忘先把库洛姆托付给别人，第二天再来时满怀歉意。库洛姆总是说不用这么关照自己，但阿纳托利下次出去依旧当库洛姆是小孩一样。

“以往都是我照顾别人，倒是头一次被人这样照顾。”

库洛姆原本想再次看到阿纳托利陷入了僵硬的脸红，然而这次却没有，他似乎逐渐回忆起了该如何和表达直白的欧美人交流，于是不再局促。他听后只是沉默地把保温杯递给库洛姆，嘱咐他补充水分。在注视着库洛姆咕咚咕咚地喝下半瓶后，复又接过去，把剩下的半瓶喝完，然后去找一户人家又接了一壶。等回来时他终于回复了库洛姆刚才说的话：从前我时常受人照顾，这是我第一次得到一个机会去照顾别人。

“而且你看起来比其他外国人年龄小多了，总让我觉得你才上高中。”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胡子吧，所以看起来要小得多。”
“是啊，那些俄国人都喜欢留大胡子，有些人还不修剪，看起来不利索，我不喜欢，而且他们老喜欢用大胡子蹭我的脸来作弄我。”

阿纳托利对新事物的接受速度比库洛姆在美国遇到的大部分华人要强，学习速度也快，而且非常谦逊，看着他库洛姆总是能想起实验室里的钱先生。越是这个时候库洛姆越是想，如果阿纳托利能出生在一个富裕平和的家庭，是不是可以出国留学，学习那些高深莫测的科学知识或其他，成为自己的同学乃至同事？然而阿纳托利没有这样的机会，自己也没法拥有这样一位同学。在库洛姆的请求和努力下，阿纳托利终于教会了库洛姆如何正确的读出阿纳托利的中国名字。

“zangzihui。”
“张——致——晖——”
“涨资晖。”
“张——致——晖——”
“张……致……晖……”
“你学会了。”

其实库洛姆深知自己的发音并不标准，中文的语言体系和自己之前学习过得所有语言都不相同，导致他需要很长时间去消化学习，但阿纳托利，现在起库洛姆将在心中叫他张致晖来反复锻炼自己的发音，他似乎很满意，只是这种不标准的发音就足够让他陷入饱满的自得其乐中。在分别前，张致晖送给库洛姆一本字帖，声称这是自己这两个星期来每晚熬夜制作的，他尽力把自己的字写到最好来让库洛姆来学，然而收效甚微。

“你该看看张书记的字，他是我见过字写得最好的人，直到他去世我的字都没能学到像他一样。”
“做到完美吗？”
“完美？没什么事情能做到完美，况且我大概只是想用字去怀念他。”

有些时候张致晖的观点会堵得库洛姆哑口无言，在库洛姆前28年的人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完美”都是他恪守的唯一准则，不论是最初他按照父亲的要求求学于法律系还是之后改变志向投身物理领域，他都尽自己所能去做到完美，他开始向往共产主义也是因为那种地上天国般的社会蓝图对他来说也是所谓的“完美”。但显然张致晖因为与他拥有完全不同的成长环境，所以对于库洛姆的部分价值观是造成了冲击的。比如某日两人一同闲逛到深夜，望见天上的圆月时张致晖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我从前不喜欢满月。为什么呢？库洛姆理所应当地反问道，他应当从未经受过满月下变身的狼人传说的洗礼，而据库洛姆自己的了解，中国人大部分都喜爱满月，那象征着团圆和完满。而张致晖这时却没有同往常一般扭过头郑重其事地回复库洛姆，只是抬头盯着那轮月亮，仿佛若有所思。他大概是在心里盘算着要如何应对这个问题，但最后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顺畅地岔开话题，说到部队中分发的月饼是多么坚硬，能给人脑袋砸肿。于是库洛姆也不再继续追问，这也是张致晖为数不多的几次回避他的问题。

“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在分别前的最后一夜，库洛姆又一次吃到了张致晖送来的西瓜，只是这一次是出于个人名义。精挑细选的西瓜甘甜爽口，流出来的汁水沾了库洛姆满嘴满手，张致晖说先畅快地吃，吃完再去洗手，于是他照做了。两人这时已经显出亲昵地姿态，并排坐在廊下，离得很近，稍一扭身肩膀就回碰在一起。

“如果你很想见到我，我会向部队请假。”
“听起来你要为了见我吃一番苦头。”

库洛姆洗完手后张致晖递给他一条帕子，崭新的，仿佛从未用过，上面还用红线绣了个漂亮的“晖”字。张致晖直言道这是爱慕他的女同志送的，他百般推脱只能收下，几乎从未用过，帕子的布料软且吸水，用来揩水刚好。库洛姆笑起来，说张致晖辜负了人家的好意，年轻的士兵挠了挠头，颇有些无辜地表示：我已经明确拒绝了那位女同志的心意，是她不许我拒绝这条帕子的。

“同你在一起令我高兴，又能学习知识，这样的事，怎么能叫吃苦头呢？”

张致晖的态度极真诚，灰蓝色的眼睛闪着亮光，库洛姆听了这话脸却烧了起来，只能庆幸昏暗的光线下张致晖看不见自己的失态。这时库洛姆觉察出，面前的年轻士兵总是给自己一种熟悉感，仿佛在哪儿见过，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他立即将这种感觉讲了出来以期望岔开话题，却见得张致晖稍加思索，说可能只是“宝黛相逢般的错觉”。

“bow die？”
“呃，是一本叫《石头记》的书里面的情节。书中男女主在这一世相逢时，男主说：这个妹妹我仿佛在哪见过。”
“他们曾见过吗？”
“上一世见过，所以你可能也是上辈子在哪儿见过我。”

库洛姆听了笑起来，饶是他这样在普林斯顿以“认真到不解风情”著称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个好的搭讪策略，但张致晖仍坚称那是一本好书，如果库洛姆想了解中国古典文化可以尝试阅读，只是会有点难度。但当库洛姆想询问更多情节时却得到了张致晖颇有些羞愧的回答：他只读到了宝黛相逢就没再往下读了。库洛姆以为是书不合他的胃口，但张致晖则给出了一个极为正当的理由：他那时在图书馆里借了一本红楼梦，刚刚读到那里，美国人就炸到了鸭绿江，然后他就报名去朝鲜了。

“我并不是要指责你库洛姆，实际上你极大程度地改善了我对美国人的印象，尤其是美国白人。你是一位非常值得人尊敬和学习的好同志！”

张致晖最后一句话声音很大，甚至引来了站在园中乘凉的其他人侧目。库洛姆只是摆摆手，他知道当时的情况，彼时他刚刚完成核物理学的进修，因能力极其优异被破格录入了IAS继续研究学习，听说仁川登陆的消息后并未在公开场合发表什么见解，只是回去后跟舍友探讨了一下这样做的国际影响并习惯性的用收音机了解了一下政坛的说法。接下来几年因右倾思想的排挤，他在IAS并未得到应有的学习机会，甚至多名他崇拜的老师都因左翼思想遭到了无端指控。
时至今日他仍然记得那个雨夜，苏联的线人找上门来，询问他是否有意向前往莫斯科继续学习。门里是安静祥和的生活，背后是舍友安稳的呼吸声，而门外那个说话带着剑桥音的男人穿着漆黑的雨衣立在那里，雨由狂风裹着砸进门里，仿佛那是另一个世界。电话铃猛然响起，他请来客留下联系方式并送客后转身接起电话，电话里父亲要求他离开IAS按照他的安排进入政坛，语气激烈，不容置喙。

“别再胡闹了兰斯顿，以目前的局势你觉得你留在IAS能做出什么像样的研究吗？或者你终于想开窍了，决定放弃跟那些好吃懒做的乞丐和有色人种为伍，回到你该……”
“抱歉史密斯先生，恕我冒昧打断您，那些是被压榨剥削、遭遇歧视的‘人’，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努力工作养家糊口，并不是乞丐。而我也只是在追求我的‘完美’。”

挂断电话后库洛姆深吸了一口气，立刻拨通了剑桥腔留下的联系方式，将近一年后，几经周折，他乘坐的飞机降落在莫斯科，这时他得知远东战场上的中国士兵势如破竹，已经将装备精良数倍条件远远优越于他们的联合国军打回了三八线内。接待他的苏联人谈起时语气激昂，称其为“我们了不起的中国朋友为我们带来了社会主义精神的胜利”，那时他大概也未曾想象过自己能同一位真正的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士兵成为好友。

“库洛姆？”
“啊，抱歉，我刚刚走神了，想起了些……以前的事情。你刚刚说到美国人了对吗？”

库洛姆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然后不太标准地行了一个军礼，又用不太标准的中文说：“窝狠荣幸能跟泥成为朋友。”
张致晖先是一愣，紧接着两人笑作一团，拥抱到一起。库洛姆再次强调自己没有撒谎，张致晖还在笑，他那常下垂的嘴角此刻正昂扬着，眼睛微眯起来，笑声爽朗，有年轻人的样子。库洛姆又一次想到，自己此前在苏联，许久未如这般笑过，而在美国时也只有和舍友一起会这样开怀，他不由得想念起他的舍友，这也是令人感到可悲的部分，对于他的母国，唯一唤起他思乡之情的只有他那个阳光一样的舍友。


『打算的很好，但我一回到駐地就接到通知需立即替補接替一位負傷的士兵繼續閱兵訓練，那位負傷的戰友的位置還在第一排，這導致我的訓練變得頗為艱苦，實在無暇顧及庫洛姆了，最多只能托人為他捎去口信，說我近來忙於訓練，無法抽身。』

回忆里张先生对这次的阅兵颇感自豪，当自己所在的队伍走过天安门城楼时，他回想起自己曾在地主家遭过的折磨和痛苦，由衷的为此刻而自豪。“那种自豪感即使经过时间的冲刷仍旧鲜明嘹亮，只是可惜，现在这种嘹亮已经变成了埋伏在沙中的酒瓶碎片……”读到这儿时我不得不停顿了片刻，这句话给我的感觉很怪，但我说不上来为什么，而且他还让我感到脚底隐隐作痛。我确实被沙滩里的碎玻璃扎破过脚，那感觉简直糟透了。这时我想起一开始点燃的那两根蜡烛，电来了后我忘记吹灭他们，那些陈旧的暗红油脂已经融化到半截，矮矮地堆积在玻璃隔层上，像一大坨廉价奶油。原先镶在中等偏上位置的那个鎏金囍字已经随着融化的油脂淌到“奶油”里，变成了金箔碎片。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这两根陈旧的囍烛意外的十分“时尚”，毕竟记忆里我姐姐结婚时嫁妆里的蜡烛都只是普通的红烛，没有一点装饰。而目光跟随着那一大坨红色的奶油，我看到了玻璃隔板下压着的纸制品们。那是几张精心铺平的旧版纸币、发行年代久远的报纸和大约十数位俄文或英文作家作品的封皮，只有封皮。这令我感到困惑，我再次站起来想要寻找张老先生，发现他穿好雨衣准备再次出门。

“这么大的雨您还要出去吗？”
“雨小多了，我去隔壁家要点米，不然今晚饭都吃不上了。你……”

老先生迟疑了片刻，那粒浑浊的蓝眼睛在塑料雨衣下滚动了一下，然后缓缓抬起，露出含笑的眼神，问我是否要趁雨小回家。我有些犹豫，回头忘了眼那张书桌，回忆录仍躺在上面摊开着，正在引诱我回去。张老先生也不再等待我的回答，穿好雨靴准备出门，临了跟我说，家里不差这一双筷子。我听后连连道谢，帮他拿了一根倚在鞋柜旁的拐杖并关上家中年久失修的门。这时我注意到，张老先生的大部分拐杖都不是辅助行走的款式，而是更近似于导盲杖的构造，远远的就能听到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也是因此而来。这不由得让我开始怀疑，他的腿是真的有问题吗？否则他选购的这些拐杖也太不方便了些，真是遇到了摔倒的情形恐怕反倒会伤到自己。可一想到刚刚吃午饭时老人缓慢行走的姿态又觉得自己这猜测太过冒昧，于是复又回到了那张桌前。


『大約又過了半月，我可算是討到清閑，請了半日的假想去看望庫洛姆，他當時在清華任教，很受學生們喜歡。我特意買了一盒糕點，臨到門口覺得有些唐突難堪，於是暫存在了傳達室。可往裏走了兩步，又覺得空手而來實在不禮貌，只好跑回傳達室繼續拎著那盒糕點。』

库洛姆下课时那先生正好路过，说有人要找你，正在办公室等着，库洛姆心觉奇怪，以为是万事来找自己一起吃晚饭，结果进了门发现，居然是久违的“蓝眼睛军官”。他正有些尴尬地杵在自己的桌子旁边站军姿，11月的北京天黑的很早，此时办公室里和分别那夜一样朦胧，库洛姆打开灯，他也未见被吓到，只是转过身来迎自己。

“你在这儿等了我一下午吗？要不是那先生告诉我，我就要直接去吃晚饭了，晚上还有节课呢。”
“啊？我是不是耽误你时间了？”

张致晖显然有些慌乱，其实库洛姆知道他的时间应当也很宝贵，部队中请假出来并不容易，但他还是浪费了整个下午站在这儿等自己回来，这让库洛姆有些愧疚，于是邀请张致晖和自己一起去食堂吃饭。毕竟二人自从国庆时的阅兵以来也确实许久未见了，甚至阅兵时的那一面都不算“见”。而张致晖应承下邀请后目光躲闪，最后压低声音，仿佛悄悄话一般说道：其实我没在这儿等你一下午。即使声音很小库洛姆还是听到了，于是回头去问，张致晖这才说明，自己其实一直在教室后排坐着，快下课了才跑回办公室，路上被那先生看到，以为是逃课的学生，拦住后好一番解释才放他走。

“你现在中文说的更好了，比那些带口音的老师讲的都标准。”
“因为你教的很标准。”

张致晖有些不好意思的笑起来，他的皮肤晒得更黑了，这也让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变得更加明亮，像两颗珍贵的玉石。在路上他们偶遇了几个学生，他不得不立刻改换姿态，板起一张脸去和学生交流，但这次似乎是自己板着的脸最有效果的一次，学生们很快就头也不回地被“打发”走了。但他这幅样子却让张致晖感到新奇，库洛姆只好解释说这是为了更有身为尊长的气势才不得已而为之。张致晖听后笑起来，说你这张脸怎样板着也不会太凶戾，难怪学生会喜欢你。库洛姆不明白，进而得到了解释。
“你不是那种真的刻薄或凶悍的老师，对待学生总归是温和的，更像严厉的母亲。”张致晖比划着，但说到“母亲”时又停顿了一下，转而说这是自己从别人那儿学来的，他在部队中也是上级，对付新兵需要些“办法”。两人有说有笑地打好饭坐下，这时库洛姆又看到两个学生，想抬手打个招呼，却观察到两位女同学在看到张致晖转头去看她们后立即逃之夭夭了。库洛姆这才反应过来，是张致晖站在自己旁边吓到了那些学生。这使得库洛姆想起二人的初遇，其实那时的张致晖给自己的感觉确实和现在大不一样，是一个冷峻严肃的军人形象，山一般矗立在那儿，叫人不好接近，也难怪那些孩子会被吓跑。但自己当时就是有一种莫名的勇气促使他走了过去，现在库洛姆很感激自己这份“没来由的勇气”。

“阅兵时，我看到你了。”库洛姆拿起筷子，今天的窗口有土豆炖豆角，菜汤里漫出一股猪油的香味，颇为诱人，因此那个窗口排队的人很多，他离开美国后的胃口以前要好，而且也终于见识到了真正的中国菜是什么样子。“什么？”张致晖正啃着馒头，不易咀嚼的粗粮噎了他好一会儿，更是被库洛姆这句话吓了一跳，脸都憋红了。库洛姆跑去窗口给张致晖打了一杯热水，看着他把这口馒头咽下去才接着说道：“我当时在观礼台上，一眼就看到你，第一排第一列，很显眼。”张致晖仍旧愣愣地看着自己，像只木讷的鹦鹉，直到库洛姆用满怀关切的语气询问他怎么了才终于扭动脖子，打圆场般地回复说你的眼睛真好使。这时库洛姆又接着说道：“我还把你介绍给当时刚好坐在我旁边的林先生了，他看起来很喜欢你。”张致晖却并未表现出对这位“林先生”有多关心，只是低头扒拉那个借来的饭盒，像是要把碗底舔干净一样。库洛姆问他要不要再打一份，可以记在自己账上，张致晖终于抬起脸，直说不用。
吃过饭后张致晖要回驻地，库洛姆也要接着去上课，于是送他到校门口分别。面相不善的军官此时傻呵呵地笑着，库洛姆问他为什么笑也不回答，只说有空还来找你。这时张致晖似乎恍然想起了什么，猛的捉住库洛姆的手急切地说：办公室里还有一盒他拿来的糕点，别忘记吃。库洛姆笑着说好，他又猛的松开手，叫库洛姆快回去上课，然后跑着离开了。他假请的很短，再不跑快点，要来不及回去了。库洛姆看时间还来得及，于是打算先回一趟办公室，一进去，又看到两个学生正在自己桌前罚站，是刚才在食堂遇到的那两个女同学。

“老师，我们俩有几个问题不太懂，想再请教一下，您看耽误您的时间吗？”
“边走边说吧，我记得你们两个今晚也要上我的课。”

库洛姆收好教案，拿起桌上斯诺先生送的茶缸，顺手将那盒糕点放进了抽屉。香味随着动作逸散开来，两个女学生都不约而同地咽了下口水。库洛姆注意到了二人的动作，于是在解答完问题后顺理成章地提到了那盒似乎闻起来很香的糕点，其中一个姑娘立刻抢答到：是义利的点心盒子！库洛姆平日并无口腹之欲，所以对于北京城内的小吃毫不知情。而抢答的女学生似乎是个“老北京”，且家境优渥，因此对这些美味颇为了解，但这时，另一位女学生则陷入了空气般的沉默，并不是不满，她面容和煦还微微带笑。据库洛姆了解，这个学生来自一个更远的省区，一个更落后的城市以及一个更贫困的家庭，但她并不显得怯懦或自卑，对待此刻只像是一个虚心求教的学生。这不由得让库洛姆想起了那个三伏天的午后，自己和张致晖谈起轿车时的沉默，和张致晖的那句话，“这正是共产主义了不起的地方”。


『我聽到他說在閱兵隊伍裏看到了我，我第一反應是高興，直到晚上回去我都在為這事兒高興，即使因為歸隊時間過晚被罰加練我也高興。訓練時一位小同誌說，他的母親被評為模範幹部，將在天安門上觀禮，一定能一眼看到他。我起初是並不在意的，只是心裏暗暗想，那樣多的人，穿著一樣的衣服，邁著一樣的步伐走過去，怎麽可能會被一眼看到呢？那天我知道了，是可以的，只要有人看著你。』

读到这儿时我心想，张老先生年轻时真是可爱极了。我也明白这种被爱慕之人注视的感觉一定分外甜蜜，况且这还是“意外之喜”，然而那一夜的意外之喜显然不止于此。被张小先生忽略的这位“林先生”可不是一般人，当日张小先生被加练到深夜，临要回去睡觉时被领导叫住，问他是否有意向去做“林总”的警卫员。这把当时的张老先生吓了一跳，也把我吓了一跳。想不到张先生还在那样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身边待过，又想在那个年代得到这样的机遇，实在是太过惊喜了。要换做是我恐怕已经高兴的不知天地为何物，但张老当初并未被喜悦冲昏头脑，而是先利索地答应，而后细致地询问了何时报到，在这边队伍的管理工作如何交接等等。这些一一询问好，才终于安心离开。我原本还赞叹了一句张老先生真是沉得住气，结果看到后面发现事实并不是如此。

『時隔多年，我終於能光明正大地表達出來：其實我並不想去做警衛員。如果是在戰場上受林總指揮作戰，我是一萬個願意的，因為我喜歡和戰友們待在一起。但如果去做了警衛員，還是林總的警衛員，我恐怕就很難再回到他們之中去了。』

这话虽然难听，倒也没说错，张致晖要去当林总警卫员的事儿第二天就在营里传遍了，中午吃饭时食堂好不热闹。其实张致晖原本在营中同战友的关系就不错，饶是如此也未见过这样多人围在自己旁边吃饭，直到督导员进来才消停一些。这时他已经深知自己的命运被改变了，但他立刻回忆起了是谁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是库洛姆。

『我當然記得，庫洛姆說自己向那位「林先生」介紹過我，我只是沒想到他的這句話會這麽有分量。因為這個消息終究沖擊太大，於是那時的我像被一棒打醒一般，悲觀地認為庫洛姆與我是雲泥之別，於是我對他的愛慕之情瞬間蒸發大半，猶如燒紅的鐵被扔進冰水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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