Художник-варвар кистью сонной
Картину гения чернит
И свой рисунок беззаконный
Над ней бессмысленно чертит.

Но краски чуждые, с летами,
Спадают ветхой чешуёй;
Созданье гения пред нами
Выходит с прежней красотой.

Так исчезают заблужденья
С измученной души моей,
И возникают в ней виденья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ых, чистых дней.

                           ———Пушкин.1819.

  伊万穿着黑色的风衣，站在路旁。

  一辆黑色的车在结冰的路上行驶，最后停在伊万身前。驾驶座的窗没有打开，坐在里面的人问：“老人家，要去哪？”

  伊万打开后车门，钻进后座：“这不像是出租车———向前走。”

  司机通过某个按钮控制车窗的升降。在伊万关上车门后，他降下了所有的车窗。

  “哈哈，”司机笑了，“放心好了，不收你钱的。看你一个人等在路边，我想稍你一程。”

  伊万不说话，看向窗外。车要驶出城了。

  “你在等谁吗？”司机又问。

  伊万睨了他一眼，司机通过后视镜看见了，他笑着说：“我也在等人。”

  “你等到了吗？”伊万的声音有些沙哑，说的话有些含糊不清———原谅他吧！后天就是他的65岁生日了。

  司机没有回答，他问：“需要把窗户调高吗？”

  “这点风我还受得住。”伊万有些倔强。

———————

  车驶出城镇，在白茫茫的雪地上行驶，周边全是白色的树。

  伊万看着窗外的树，忽然想起了王耀。

———————

  1991年，我56岁，已经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离职。王耀64岁，任中国驻苏大使馆的特命全权大使。

  我还记得，那天是10月7日。我约耀去喝酒———实际上我的身体已经受不住酒精啦，耀也并不喝酒———我只是想给他一个可以离开大使馆的理由。

  我们约定的地方，那里也有很多像那样白色的树，说它是一片白色的森林也是可以的。

  我是一个习惯早到的人，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的工作是监听、监视、情报获取。我习惯早点到达目的地，对周围环境进行探查。

  耀慢慢地向我走来，我看着表，分针也在不慌不忙地走。

  “王司长，”我笑他，“你比分针还走得慢。”

  他也笑，淡淡的白气从他的口中呼出来：“现在得和时针比速度啦。”

  我把表放进大衣口袋里，摘掉左手的手套。他走近些，伸出左手，我就把内里已经被我捂热的手套套在他的手上，然后用光着的左手握住他光着的右手。

  我们拉着手，在白色的森林里慢慢地走。

  “嘿，耀。”我说，“我想到要给你什么了！”

  今天是耀的生日。

  “是什么？”

  每一次都是这样，他会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

  我放开他的手，解开大衣扣子，向他张开双臂：“一个暖和的熊！”

  中文真的很难，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计量单位。其实我知道正确的单位是什么，但是我觉得麻烦，所以用“个”代替所有个体的计量单位。

  他笑着抱住我。在冬天我的体温会比他高。我也抱住他。

  “恩恩、暖和的熊。”

———————

  我不知道的是，这是我为他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

  最近国内外都处于动荡中，他很忙，每天东奔西走。

  每一天我都会坐在使馆外远处的长椅上，通过笔盖内的监听器关注他的状况。

  11月25日，我听见耀书写的声音。笔尖在纸上游走，发出“沙沙”的声音。那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停止了。有一声闷响，我还没来得及辨认是什么声音，钢笔就倒下了，巨大的声响差点使我失去听力。

  之后倒是安静了，什么声音都没有。但这种安静让我心里有些慌乱，我烦躁地用手指在长椅的扶手上敲击。

  不知道过了多久，耳麦里终于有了别的声音。有人在敲门：“司长！中央那边来指示了！”

  门外的人敲了好一会，耀都没有回答。

  然后敲门的人又大声喊：“司长！王司长？！”

  还是没有人回答。

  敲门的人打开门———耀从不会将他的办公室上锁。

  我听见纸张“哗啦啦”地落地的声音，我听见进来的那个小姑娘哭着喊“司长———！司长你醒一醒———！”我听见人们涌进他的办公室的声音，呜呜咽咽的哭声让我心烦。

  我想去确认他的情况，但我怎么能够去呢？那是中国的大使馆，而我是一个苏联人。

  我能以什么样的身份去呢？他们是中国的大使，他是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而我曾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

  如果现在我去了，我该怎么解释“我知道耀出事了”这件事呢？在我年轻时，监视他们是我的工作。现在我年老了，“我仍在监视你们”。我这样回答？

  等到使馆内亮起灯，我才发觉天已经黑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了雪，我的头发、肩部和大腿部分的衣物都被雪浸透了。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到家的，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剩下的时间的。

  使馆的人将棺材放在大堂里，周围摆了很多白色的花。耀静静地躺在精致的黑色棺材里，棺材静静地陈在大堂里，我静静地立在棺材旁。

  那几个老家伙都在———56岁的托里斯，55岁的莱维斯，53岁的爱德华。我们几个人曾是一个队伍的———负责监视中国大使的队伍。甚至连娜塔莎也来了。她也是静静站在一旁，和我一样。

  托里斯像女人一样抹着眼泪，莱维斯则像小孩一样拧着脸，泪水从他大大的蓝色眼睛里落到地上。爱德华用手托住眼镜框，把鼻子和鼻子以下的脸部部分都掩盖住。但是我看得见，他的耳朵和眼角，都已经哭红了。

  我什么也没说，也没有哭，只是站在离耀最近的地方，看着他有些憔悴的脸。

  他睡着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睡着的样子。即使我们结了婚，因为身份原因，我们从来没有一起睡觉。

  莫斯科的温度很低，即便他们把耀放在莫斯科很长时间，耀的身体也不会腐烂。但是他们只让耀在莫斯科待了三天，之后用飞机将耀带回北京。

  “头七嘛、得在屋头过撒。”送机的时候，时任公使衔参赞的王春燕拍着我的肩，用她家乡的话对我说，“司长回家休息去了。他看不到你。你要哭不？万尼亚，好小伙儿，你哭就哭嘛。他不会晓得勒。”

  我忽然就有了想哭的冲动。

  耀在的那几日，我完全哭不出来。我应该是保护他的人，哪能让他见到我的眼泪啊。

  因为我是他的男人。

  然后那个小个子的女人抱住我，就像小时候妈妈哄我睡觉一样，她的手在我的背上轻轻拍着。

  我张了张嘴，痛苦让我不能呼吸。

  我俯在她身上哭了很久。我从不知道，原来我也能为了一个人痛哭。

———————

  白色的树林过去了，天依旧是白茫茫的，地也是白茫茫的。

  伊万揉了揉鼻子，将哭泣的冲动收回去。

  “还要继续往前吗？前面似乎没有路了。”司机问他。

  这位年轻的司机先生说话的腔调像耀一样积极。伊万想。

  明明说的是“前面没有路了”，但是用那样的腔调说出来，就好像“前面没有路了，同志。我们开一道吧———我们来开一道路！”

  伊万的嗓子有些不舒服，但声音不像之前那么沙哑了：“向前吧，好同志。前面有路的。”

———————

  景色都是白茫茫的，只有逐渐变阴的天衬得车有在移动。

  这样的景色很像我再次见到耀的时候。伊万想。

———————

  大概是1969年，我记得那时我已经34岁了。我的生日在5月10日，所以那是后半年的事情。

  我和托里斯，爱德华还有莱维斯，在一辆莫斯科人408上对中国的外出的使者进行跟踪监视。他们也用莫斯科人408。这是我们当时最好的车。

  大雪连续下了三天，他们趁着雪停的空当，驱车前往村庄考察实情。

  莱维斯负责开车，因为他的记忆力和方向感最好。我坐在副驾驶位，因为我是这个队伍的队长。爱德华和托里斯在后座，利用监听设备监听使馆的车内的情况———实际上不太听得清，因为我将监听器安装在汽车左边的后视镜和车身连接的缝隙里，而现在他们在车内谈话的声音被风“呜啦啦”的声音掩盖住了。

  他们的车停在村庄不远处，我们的车停在他们的车的不远处。

  莱维斯嘴里嘟囔着：“老天，谁告诉他们这条路的？这边一点也不好走，很容易迷路……”

  他发现我在看他，嘴角向下一撇，说：“对不起。”

  这几乎是莱维斯的一个习惯了。我们相处了四年，最开始莱维斯的道歉是真诚的，我能看出他的害怕。现在莱维斯的道歉只是他对我特有的一个习惯。

  我说：“我没生气，也没有欺负你，你说‘对不起’做什么？”

  “因为队长你太吓人了…”

  我皱了皱眉，莱维斯立马大声说：“对不起！”

  我们几个都笑起来。

  我转头看向封闭的黑色单向透视玻璃车窗，外面的景色也蒙上一层黑色。

  这边的树很多，白桦像卫士一样保卫着那个村庄。

———————

  他们访问结束了，驱车返回大使馆。莱维斯也重新打燃发动机。我降下一半的车窗，外面的天阴得厉害，看来又是一场暴雪。我将车窗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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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幸———或者说果不其然，他们的车在树林边上打转。

  不一会，前方打转的车停下了。年龄最小的爱德华摆弄着监听设备———他很擅长数据类的东西，比我们三个人都厉害。“他们要派人过来了。”爱德华摘下大大的耳机，莱维斯停下车。托里斯开始收拾设备———他是个细心的人，总能注意到我们没有注意的地方，我们放心的将善后工作交给他。

  副驾驶室的车窗被敲响的时候，托里斯正好将监听设备全部装进黑色手提箱，放进后座沙发的夹层里。

  我摇下车窗。

  敲窗的人是大使馆的大使———王耀。在1952年至1954年时，我们是同学。

  他弯下腰，我能从他的脸上读出他看到我的惊讶。他停了一会，将准备好的措辞改变了：“下午好，小伙子们。下午好，弗拉基米尔同志———帮我们开开车怎么样？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我感受到莱维斯他们三个的目光，他们都在看我。我感到一丝尴尬，就像我们四个说好了都不结婚，托里斯却偷偷地和一个白俄罗斯的姑娘在一起了。那姑娘为他送衣物时，我们三个看他的眼神就和现在他们三个看我的眼神一样———更何况我确实喜欢耀，这让我心虚。

  我的全称是伊万·弗拉基米尔·布尔津斯基，他们三个知道耀说的人是我。

  “恩…好…”我顺着耀的话答应了。

  我感到有人在扯我的衣服，我转过头，是莱维斯。他大大的蓝眼睛在无声的说：“队长你怎么啦！”

  我挥开他的手，不知道在向谁解释：“这里的路很偏，迷路是正常的。光靠描述是找不到路的……我、我去开车……”

  耀点着头说：“麻烦你了，弗拉基米尔同志。”

  他走向大使馆的车，我还没来得及解开安全带，莱维斯就大声地说：“队———长———！他是级别最高的那个人对吧？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

  托里斯和爱德华扒着座椅，好奇的看着我。

  我低着头解安全带：“都是过了30岁的人，别这么好奇别人的事。”

  爱德华扶了扶眼镜，一本正经地说：“队长，他们已经30多岁了，他们不用好奇。但我才到30岁不久，我好奇，你给我讲讲呗，我不告诉他们两个。”

  安全带“咔”地一声解开了，我扭过身敲了一下爱德华的头：“你已经31岁了。不许好奇。”

  爱德华捂着头，莱维斯高声说：“哦！波克大臣，你瞧瞧你，怎么又把沙皇陛下惹怒啦！”

  我瞪了他一眼，他毫无诚意地说：“对不起！沙皇陛下！”

  托里斯在一旁笑得直不起腰。

  我打开车门，走下车,然后说：“……回来之后再告诉你们。”

  车里发出“乌拉”的声音。

  参赞王春燕坐在我的位置上，我坐在大使馆的车的驾驶位上，旁边是正司长王耀。

  1954年他回了中国，再次回到莫斯科已是前几个月———5月6日的事情了。当他们安排我和我的队伍去监视大使馆时，我看着资料上的“王耀：现任中国驻苏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正司长级别”的字样，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我能从纸质的资料上看到，他做过翻译，做过驻乌克兰大使，做过驻列宁格勒大使。我只是没想到我还能见到他。因为我们和他们的关系不太好了，三月的时候又发生了那件事情，我没想到他们还会往莫斯科派驻大使。

  耀是我第一个爱上的人，并将永远成为最后一个。但是同性之间的爱恋是不被允许的，我没有开口的勇气。我很庆幸我的父母没有带我去教堂接受洗礼———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信仰真主安拉，为了不和他们的信仰起冲突，父母没有让我信仰东正教。所以我不用向所谓的“雅威”忏悔。

  我想了很久的人就在我身边，我的手有些打颤。

  耀注意到了，他笑了：“怎么啦？布尔津斯基同志？被这么多中国人看着，不好意思了吗？”

  他的俄语发音就像他这个人一样，不紧不慢，游刃有余。

  我摇摇头：“你别笑我啦，耀。我只是太久没见你了。”

  我拧动钥匙，一只手伸到窗外，向莱维斯打手势，示意他跟上。

  后边坐着的三个年轻人都盯着我看。坐在耀后面的女孩胆子大一些，她小声地对耀说：“嘿、司长，他真好看啊———你们是朋友吗？”

  耀说：“我认为他是朋友，但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恩，他的确好看。”

  耀当然是我的朋友，但我并不想和他只做朋友。他有时是个坏心眼的人，这一点我还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习时就知道了。每次扎伊采夫教授说不教他，让他去玩，他就说要去图书馆查资料。扎伊采夫教授为了让耀有更多的时间休息，总是一边摆出不耐烦的表情一边仔细地为耀解答。现在，坏心眼的耀没有告诉那姑娘我会中文这件事。

  那女孩继续用中文说：“他为什么是紫眼睛呢？他是布尔津斯卡娅参赞的兄弟吗？如果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变好了，我可不可以追求他？”

  “你倒是胆子大呐，林晓梅小同志。在美国长大的姑娘就是不一样，国内的女同志可都含蓄得很———追求一个人是你的自由，但我并不觉得你追求他是件好事。”

  “我知道的，现在我们的关系不好嘛！”

  “不是这个，好姑娘。”耀微微笑着，他指着我，说，“一来嘛这位同志可比你大着，二来嘛……我觉着他倒是不适合小同志你的。”

  “啊？他40啦？看不出来呀！苏联人真的不显老呢！我以为他才20多———比我小呢！”

  “不是40岁，”我纠正她，“是34岁。”

  她的脸红透了，也许是没有想到我能听懂中文。

  耀笑得很大声，和我曾遇见的中国老人一样，我没有适合的俄语单词去形容那样的感觉。

  “是的，”他说，“34岁的熊啦！”

  他的笑声让我也笑了。

  嗯，我是34岁的熊。

———————

  我们的任务是监视他们的行动。

  我坐在使馆远处的长椅上，通过耳麦向托里斯他们三个下达指令。他们三个是笨蛋，离得太近了。王春燕同志认识他们三个，后来使馆内的所有人都认识他们三个了。

  有时候他们出去走访，还会对他们三个开玩笑：“我们要是迷路了，记得带我们回来啊！”

  他们真的又迷过几次路。如果耀在，那么我就会去帮他们开车。如果耀不在，那么去开车的人就是托里斯。

  从使馆的车里换过来的人，最开始是不愿意和我们交流的。但是交换的次数多了，他们和我们的关系也变好了。托里斯他们三个不懂中文，那些中国人会教他们奇怪的中国话。每次在他们离开后，托里斯他们会私下里找我，问我那些中国人教的话是什么意思。

  有一天，我和往常一样坐在长椅上。耀在外面的工作结束，但是他没有直接回到大使馆，而是向我这边走来———我很慌乱，心脏跳得很厉害———然后耀坐在我身边———我已经8天没有看见耀了，心脏的跳动声在我的脑子里响起。

  “弗拉基米尔同志，你喝酒啦？”

  “伊万……”弗拉基米尔是我爸爸的名字，我希望他能叫我的名字,“我不叫酒———不、那个、我不是弗拉基米尔，那是我爸爸的名字……我、我没喝酒……”

  “这是你告诉我的名字啊，伊万。”

  “因为那个时候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我的工作———现在你知道了。”

  “你的工作是什么？”耀在假装自己不知道。因为他说过，我们是朋友。

  但是我说的是真心话：“我的工作是看着你。”

———————

  我想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使馆的人不害怕我们了。

  参赞王春燕在进出使馆的时候会对那三个傻子说：“去喝一杯吗，小伙子们？记得把你们紫眼睛的小队长叫上。”

  我们哪能擅自离开啊———但我的确想念酒的味道。

  耀的工作是忙碌的，有时他在使馆内，几天见不到他出来；有时他在使馆外，几天见不着他回来。

  有时他会来我的身边坐一会，我们可能谈些什么，也可能什么也不说。我喜欢他到我身边来。

———————

  耀没有结婚，我不知道他是否喜欢男人———或者说，是否喜欢我。

  我不喜欢男人，我只是喜欢耀。

———————

  1980年，我即将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离职。

  年初，我已经和娜塔莎交接了工作。娜塔莎很厉害，才34岁，就已经带领了6年的队伍。我和爱德华他们组成小队时，也已经30岁了。那时我刚成为娜塔莎的老师。

  我拿着父亲的黑白照片坐在长椅上，因为那天是5月9日。我知道那是法西斯的投降书生效的那一天，而我的爸爸死在战场上。

   我坐了一会儿，有人从后面接近我。我没别的动作，只是手已经搭上了腰间的枪。

  “你的朋友们呢？”

  是耀，我放开了摸着枪的手。

  “我们要离开啦。”我说，“我们不会来这边了。”

  耀在我身边坐下。听完我的话，他拧开手里的杯子，沉默地喝着水。即便是在夏天，我也能看见从他的杯子里溢出的白色蒸气。

  我们都不说话。我不说话是因为我觉得他有话要说，我在等他说话。他不说话是因为什么呢？

  过了好一会，他才说：“……那我们要说再见啦？”

  哦，他理解错了我的意思。

  “不，我们要离开工作了。我们年龄大了，不做这些了。”

  我又说：“我不会离开这里，我还要见你。”

  他又拿起杯子喝水，白色的蒸气把他的脸弄得有些红。

  “伊万，伊万，”他拧上盖子，不再和我谈论这件事，“那是你的父亲吗？”

  我手里还捏着爸爸的照片。

  “是的，他死在战争中。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场战争，应该是1944年或者1945年，因为我在1945年的12月才知道他已经死去的消息。”

  “他是英雄。”耀笑了，像那种友善的、在给孩子讲故事的老人，“我的父亲也死在战争里，还有母亲。我13岁的时候他们去打日本人了。敌人打跑了，他们也不见了。”

  耀很少对我讲述他自己的故事。

  “他们也是英雄。”我抱住耀，我想吻他。

  我不想放开耀，我问他：“明天你也会来吗？”

  他说：“我不知道。”

  我说：“我在这里等你。”

———————

  莫斯科的天空变成黄色的时候，耀才从使馆内出来。
  他来见我了。

  在上午，我成功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离职。我想了很久，决定告诉他我的想法。

  他坐在我身边，我深吸一口气，用捂热的手抓住他冰冷的手。他惊了一下，试图将手从我的手中抽出来。

  “听我说，耀。”

  他停下动作，望着我。

  他的眼睛是和太阳一样的、金灿灿的颜色。

  “你可以和我一起生活吗？我爱你。”

  耀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我看着他的模样，大概猜到了他会说什么。我想哭。我放开了手，转过身不去看他。

  我希望他答应我，但我知道，他一定会拒绝的。

  因为我们是两个男人，两个同样性别的人。

  但他什么话也没说。最后是我受不了这样的气氛，逃走了。

———————

  我躲在家里，疯狂地喝酒。

  最后住进了医院———托里斯和莱维斯把我从酒瓶堆里拖出来，送进了医院。我才知道已经过去了半个月。

  莱维斯不像平时那样咋咋呼呼，他抱着手臂立在一旁，抿着嘴不说话。托里斯一边哭一边骂我。

  我的脸一定很红，因为我的确做错了。并且让我的朋友为我担心。

  “你不许喝酒了！再喝你会死的！”托里斯恶狠狠地警告我。

  莱维斯阴着脸：“为什么？布尔津斯基，你这个混蛋，你看看你做了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

  莱维斯很少这样，怒气在这个小个子男人的身体里乱窜。

  我小声地说：“对不起……”

  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喜欢的人拒绝了才这样。如果我说出来，莱维斯肯定会狠狠地揍我。

———————

  我的身体好得很快，但是喝酒这件事被禁止了。

  离开医院后，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身体的记忆带我来到了中国的大使馆外。我想离开，但我还是想见耀。

———————

  最后是耀赢了。

  我站在远处。

  我发现我常坐的长椅上已经有人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认为那就是耀。

  那个人坐了一会儿，拿起报纸和水杯进了大使馆———果然是耀。

  第二天我提前了一个小时去大使馆，还是站在远处，不靠近使馆，也没有接近长椅。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耀拿着报纸和水杯从使馆出来，在长椅上坐下。他看着报纸，慢慢地度过了半个小时。我看着他，慢慢地度过了半个小时。

  每一天我都去，什么也不做，只是看他。

  这样持续了一个周，五月结束了。

  我受不了了。我决定去听听他的想法。

  如果他也喜欢我呢？我抱着这样荒唐的想法。

  我提前了十分钟，坐在椅子上等他。我从没这么坐立难安，我的手不知道应该放在哪里，只能交叉着不停地搓。

  耀带着他的报纸和水杯准时出现。

  他对我的出现并不是太惊讶。

  “你……”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将这样的话完整地说出来的,“觉得我很恶心，对吧？你要骂我吗？”

  他放下报纸和水杯，手在衣服上胡乱抹了几下：“嘿、熊、我不会骂你的……你为什么这样想？”

  “因为我们都是男人……一个男人向你表达爱意、这不恶心吗？”

  即便耀的面容比我柔和得多，那也是一个男人的模样。

  “但那是你…我问你、伊万、你…你想过要亲吻我吗？”

  他在说什么？！我抬起头看他，他的脸很红。而我感到大脑缺氧。

  我的脸烧得厉害：“恩、恩…我、我、我想…想过的…”

  “伊万。”他蹲下身，用手握住我的手，我感觉到我的手在颤抖,他也在颤抖。

  “你是认真的吗？”

  我知道他在指什么，我是聪明熊。

  “我不开玩笑，耀。我追求你———我爱你。我希望能和你一起生活。”

  耀看起来快哭了。他的手一直在颤抖。

  “恩、恩、我、我也是…”

  如果这是上帝给我的美梦，那么我现在就可以成为他的信徒———耀答应我了！

  我想笑，但眼泪流出来了。这很丢人，更何况耀还在。

  耀仰着头看我，他的眼睛亮晶晶的，眼眶是红的。他咧着嘴笑，完全没有平时的优雅。

  我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一边流泪一边笑。

———————

  没有登记，也没有邀请朋友吃饭，因为我们的身份不允许我们的爱情被公开。在7月23日，我和耀一起去了列宁的墓地，为他献上玫瑰花。就当是我和耀的婚礼了。

  我每天都会坐在长椅上等耀。我们不住在一起，耀住在使馆内。他每天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见我。有时忙，他就不会来。不忙的时候，我们会到处走走。我们不谈政治，除此之外，什么都说。有时候什么都不说，只是静静地坐着。他做他的事情，我看着他做事情。这和耀接受我之前的生活几乎一样。只是现在我们会牵手、会相互亲吻———虽然次数很少，但嘴唇对嘴唇的程度就足以令我兴奋了。我喜欢握着他的手，一到冬天，他的手就非常冷，而我手很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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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德华也和我们一样了。这三个没有工作的老家伙在耀身上发现了很多新奇的东西。有时候他们会和我一起等耀。

  我会说：“回去吧，现在苏联人和中国人关系不好了。”

  我要独占耀。

  他们就说：“不，队长。苏联人和中国人的关系会变好的。我们只是在等朋友，这和他是不是中国人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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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耀60岁了。我送了他一只黑色的钢笔，外表很朴素，是在街上的商店里能经常看见的类型。我知道耀不喜欢华丽的东西。

  我在钢笔笔盖的顶部内安装了一个微型监听器，那东西太小了，耗费我不少时间。

  通过那支笔，我知道耀将它放在办公室内，并每天都在使用。

  在某个下雪的日子，娜塔莎少见的没有藏在暗处，而是坐在我的身旁。

  “你倒是能给我们的工作添麻烦，老师。”

  “最近两方的关系不是正常化了吗？你们也应该要走了。”

  “恩，应该过几天就走。上头有那个意思，但是还没有正式下达指令。”

  耀从使馆内走出，向我们这边走来。

  娜塔莎站起身：“他是个好人，老师。”

  耀慢慢走来，娜塔莎先伸出右手：“你好，王耀同志。”我坐在椅子上，接过耀手里的水杯和报纸，提示道：“娜塔莉娅·阿洛夫斯卡娅。”

  我知道，耀绝对不认识娜塔莎。

  娜塔莎的队员和她一样，在常人看不见的地方对他们进行监视。不像莱维斯那三个傻子，现在使馆内新来的成员也能从前辈那里知道这三个“苏联好朋友”。

  耀伸出手和娜塔莎的手相握，脸上露出爽朗的笑容：“你好，阿洛夫斯卡娅同志。”

  他们只握了几秒钟，就各自收回手。

  娜塔莎说：“感谢你对老师的照顾，有时候他就是一个笨蛋，你没有抛弃他真是太好了。我真诚的希望你们的幸福不会被人打扰。”

  娜塔莎是个好女孩，如果她不说我是“笨蛋”的话。

  她接着说：“我在工作上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完成，就先走了。”

  她对我说：“До свидания, учитель.”

  然后对耀说：“До свидания, невестка.”

  耀脸红了，我想我也是。

  娜塔莎的脸上露出一种恶作剧成功的笑容，她平时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现在她哼着《喀秋莎》的调子离开，看起来心情很好。

  耀看着我，用一种发现了好玩的事情的语调说：“Heвестка？”

  我对耀的坦白绝对被娜塔莎看见了！

  我站起身：“娜塔莉娅！一个半小时的极限跑！不跑完今天的课你就别想上了！”我在22年前就是这样对待做出出格行为的娜塔莎的。

  娜塔莎转过身：“我不跑———！老师！你和他一定要幸福啊！”

———————

  我很幸福。至少在耀离开之前，我是幸福的。

———————

  伊万感到骨头发痒，头皮也麻酥酥的。一些白色的头发脱落———在1991年之前，它们还是淡金色的。令伊万感到难受的还是喉咙，他忍不住咳嗽。

  “嘿！你还好吗？”司机听到伊万的咳嗽声，关心地问道。

  伊万已经咳得弯下了腰，眼里也翻起了泪花。即便如此，他还是回答：“…我没事。”

  风从打开的窗户涌进车内，伊万看到白色的头发被吹的到处都是。

  待会儿应该帮他打扫一下车内。伊万有些不好意思，因为这是他的头发。

  他咳了好一会才停止。他直起身，发现司机的黑色头发也被风吹起。伊万觉得自己可能是太想念王耀，他竟然觉得司机的头发颜色和耀很像。

  伊万撇开头，让风把自己这不着边际的想法吹走。

  他看向窗外，天空阴沉得厉害，似乎随时都能降下一场暴风雪。

  “你知道吗，”伊万忽然说道,“接下来会有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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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是1952年，我还在莫斯科国际经济关系学院学习。那天的天气也是这样，看起来要下暴风雪。那时我17岁，在几天前收到了妈妈去世的消息。妈妈是我唯一的亲人了。原本我们住在明斯克，因为战争，不得不来到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婶婶家。婶婶人很好，出钱让我读书。她的丈夫也去了前线。在两年前，婶婶永远的离开了我们，那时我还有妈妈。现在我只有我自己了。

  我站在离图书馆不远的地方，看着天空。我本来打算什么都不想，在图书馆里浪费时间的，但是一想到妈妈离开了我这件事，我就没心情做事情了。我知道每个人都会离开，但是当它发生在我的身边，我觉得这一切都不真实。

  然后有人叫我：“嘿、同学？”

  这算得上是我和耀第一次见面。

  我看得出他不像是一个斯拉夫人。因为他的身材不像我认识的那些苏联人一样高大，长得也更接近鞑靼人。我想起最近人们说国际关系学院里有中国来的学生，我想他应该是中国人。

  “做什么？”我很不高兴。

  耀只是笑笑，从衣兜里拿出一张白色的方布，然后递给我。

  “你先用着。”他说，“如果我们下次还能遇见，你再还给我。”

  我没有接，因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给我。

  他看我不接，就把手里的厚本子递给我，叫我低头。

  中国人是好同志，所以我照做了。

  当他用布擦我的脸时，我才明白———我哭了。

  “我、我给你洗……”我不好意思了。

  “可以和我说说吗？”他用那张方布换回边角翘起的厚本子。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愿意告诉他最近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也许是他拥有一双和母亲一样温柔又坚定的眼睛。

  不知道什么时候阴云散开了，阳光洒下来，我发现他的眼睛和阳光的颜色很像。

  耀什么都没做，只是静静地听我说话。我觉得心情舒畅极了，妈妈的离世也不会令我那么难过了。爸爸总说，不要为过去难过悲伤，重要的是现在。

  先说“再见”的人是我。我觉得自己占用了他很多时间。他笑着说“没关系”。我们还没来得及分开，一个长着两撇胡子，穿着得体的中年人从图书馆里走出来。我认得他，他是历史和国际关系学院的米哈伊尔·扎伊采夫教授。我的“教授好”还没来得及说出口，耀就开口说道：“教授好！我刚好有两个问题不明白，想来找你！”

  扎伊采夫举起手摆了摆：“不回答、不回答，今天是周末，王耀小同志，你应该去休息的。”

  “那么我去图书馆查资料了———也许我这一整天都会在图书馆里。”

  “……图书馆里有你要的？我就在这里，快点问，之后去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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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方布洗干净了。方布的角落上用黄色的线绣了两个字———“王耀”。

  我想这就是他的名字。我喜欢这个“耀”字。

  我再没遇到他。实际上，国际经济关系学院和历史和国际关系学院的距离并不远，因为它们在同一个学校里。我没急着归还那张方布，因为我不知道除了那张方布我还有什么理由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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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可以用什么理由去找他了！

  特鲁索夫教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课题：谈论现在的中国经济以及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会带来哪些影响。

  关于中国的经济，自然是询问中国人最好。

  我很高兴我可以和他谈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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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第一次见到耀已经过去了9天，我在一天的课程结束后去历史和国际关系学院找他。

  我想着：只是看一看，也许他已经离开了。

  那天少见地出现了阳光，一切都很温暖。

  他还没有走，一个人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照耀在他的身上———“耀！”我突然想起了方布上的字，并喊了出来。

  他抬起头，眼睛像是金色的：“啊…是你啊。”

  “你还记得我啊？那个、你的方布……”我慌忙从大衣的内衬口袋里拿出那张方布。

  “当然记得，我只见过你一个人是紫眼睛———你进来嘛！”

  我越靠近他，就走得越小心。他是一只金色的蝴蝶，我不知道怎么做才不会将它惊飞。

  他看着我，哈哈一笑：“别害怕，这里没有地雷！”

  我看着他把白色的方布放进衣兜里，他招呼我坐下。

  “你刚才是不是叫了我的名字？”

  “我看得懂中文，我会德语和中文。”我向他解释道，然后想起了我来找他的另一个原因，“你对现在的中国的经济有什么认识吗？”

  他眼神一冷：“…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看着他的神情，知道他是误会了。毕竟一个刚认识的人一开口就是问你自己国家的经济情况，这种现象的确很让人怀疑。

  “因为特鲁索夫———经济关系学院的特鲁索夫教授，让我们谈论关于中国的经济。我没去过中国，关于中国的事情只能从报纸还有收音机里知道。我认为这种事情还是问中国人比较好。”

  耀想了想：“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经济肯定是跟不上政策的。现在国内似乎要和你们联手做个计划，我想多半是要发展重工业了。因为你们的轻工业也许还不如中国。但是能有你们的帮忙，新中国一定能熬过最初的阶段……”

他给我讲了很多，足够我在对特鲁索夫教授的回答里获得5分。

  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只有我一个人得到了5分。

  52岁的老教授气得跳脚：“你们真的认真去完成了吗？！你们谈论的所谓的中国经济、都是从哪里得来的？！伊万·梅德韦杰夫！！刚才是不是你说的中国只有轻工业？！你活在哪个时代啊？！！如果苏维埃未来的领袖是你们这群人、苏维埃早晚得消失！！我怎么教你们的？！啊？对于别的国家的经济、你得实地去考察！让你自己的感受和真正的数据说话！我知道去中国需要花费很多时间、那你去找中国人问问嘛！！学院里不是有中国人吗？！找他们嘛！去找他们啊！”

  伊万·梅德韦杰夫在我后面的座位上坐着，小声地嘀咕：“中国的重工业不都是依靠我们嘛 ……那么说他们没有重工业不也是可以的嘛…”

  如果教授听到，可能要拿工具打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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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在下课后，我都会去找耀，有时候是询问关于中国的事，有时候只是想和他待在一起。

  很多时候我都能看见扎伊采夫教授在给耀解答，我就站在教室门口等耀。扎伊采夫教授认识我了，一看见我，就说：“怎么，特鲁索夫不教你了？”

两撇小胡子也一颤一颤的。

  我就说：“不是！我是让王耀同志去我们那边学习的！你这边教不了他什么了！”

  扎伊采夫教授作势要来打我，耀就会挡在他身前：“老师、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呢！你不讲了吗？那我去图书馆了———”

  扎伊采夫教授“哼”了一声，不理我了。

  有时候他还会在离开的时候，小声地对我说：“小熊崽子，把耀叼到阳光下去！”

  我会找各种理由把耀带到学校外面，拉着他离开学习。耀很聪明，但他一次也没有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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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5月23日，特鲁索夫教授找到我，说要为我介绍一份工作。我问：“是什么？”

他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我记得你会德语，伊万，中文成绩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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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的6月11日，耀要回去了，回到那个神秘遥远的东方国家。

  我陪着耀在列车站等。“莫斯科———北京”才开通不久，我很庆幸耀可以乘坐它回家。

  “告诉我你的名字吧，布尔津斯基同学。”耀说。我只告诉了耀我的姓。

  因为现在我有一个秘密的工作，所以我把“伊万”这个常见的名字也藏起来了。我说：“弗拉基米尔，叫我弗拉基米尔吧。”

  列车快来了，我已经能听见它的咆哮声了。

  耀抱了抱我：“再见吧、弗拉基米尔。再见，朋友。”

  我吻了他的额头。虽然我不信仰东正教，也不信仰天主教和其他宗教，但我还是说：“再见，耀。愿上帝保佑你。”

  他红着脸上了列车。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耀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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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对耀离开这件事并没有多么强烈的不舍。直到某一天，我在睡梦中见到———我拥有一个大房子，还有一个大花园，里面开满了向日葵。太阳一直在天空中，很温暖，我躺在花园里快睡着了。忽然听到有人在屋子里叫我，于是我爬起来，进屋去了。耀坐在餐桌旁，让我坐下吃饭。我走到他身边，俯下身吻他，他笑着回应我。

  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还没有去战场，他和妈妈就是这样的。

  我很快就醒了。但在梦中我的嘴唇触碰耀的嘴唇的感觉我还记得———他的嘴唇很柔软、温暖。我有些脸红。

  我忽然间真正地意识到———耀离开了———而我爱上他了，我甚至期望着能和他拥有像爸爸妈妈那样的生活。

  我强烈地想见到耀。

  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他一定会留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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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万终于熬过了在身体上发生的难受的变化，他从未像现在一样，感到无比轻松。

  阴云散去了，阳光洒在他的身上。

  车驶过漫漫的白雪地，驶进一片开满向日葵的平原。

  伊万没说“停下”,但司机停下了车：“去看看嘛？”

  伊万没有责怪年轻人，而是听他的话，打开车门，走下车。他在拉动把手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像年轻时候一样红润丰满。

  他站在平原上，向日葵包围着他。风吹过他，不像莫斯科凛冽的冬风，它是温暖的。

  如果耀也能看见这样的景色就好了。伊万想。

  身后响起车门被打开又被关上的声音。

  年轻的司机用轻快的语调说着中文：“嘿、同学。你在找谁啊？需要帮忙吗？”

  伊万的泪水不受控制地淌出来，紫眼睛像澄澈的紫水晶。

  他转过身，所有的向日葵都跟着他转动。

  年轻人就站在几步远的的地方。

  “我找到他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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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5月8日，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在暖和的阳光下安然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