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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字如面。

快到岁末，我家这儿也已经入了隆冬，寒风一天比一天凛冽，在入了夜后更是嚣张，贴着窗子使劲呼啸，把窗子吹得叮叮作响。

现在是大半夜，风太吵，我睡不着。我在房间里打转，碰巧找到一沓发黄的旧信纸，抬头是俄文，最顶上那页上还有浅浅的笔痕。我托着腮想了好一会，才记起来原来是我第一次去莫斯科的时候，你送给我写家书的那本。当时我出发得太急，居然连信纸都忘了带，和你说起，你居然直接送了砖头那么重的一沓来，都够我用到下辈子的了。

那时候的你背过手，一脸严肃地回答：同志，唯物主义者不信来生。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们明明已经几十年没见了，但要是说起当年的事，我却是一点都没有淡忘，清晰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我想，或许是因为几十年光阴对我来说真的很短，又或许，我说或许，我确是有那么些想念你的。

人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在旧时吵得再凶的冤家，若是一方去世，另一方则怎么都会从和对方那些不堪的记忆中挑出点体面些的来加以回忆，仿佛在人死后，那些本不愿提的东西突然就变得别有韵味的似了。我的人民为我构筑了意识，我的情感自然与他们相似，所以我想，我怀念你的这种状态，大抵和上面所说的相同吧？

不过说真的，我也搞不懂我在想念的是什么，因为我一方面没忘掉那些日子，一方面又觉得你是个无可救药的混蛋。如此想来，也许我怀念的仅仅只是那段岁月和那段岁月里的你，而不是后来我头顶上那麻烦的邻居罢。

这么说着实是有些刺耳了，但我认为事实就是如此，便在此如实相告。况且忠言逆耳，不是吗？如果当初你能听进我的话，也不至于……算了。

我们的关系闹得很僵，后来已经到了无法互通书信的地步。我不想抱怨，也不打算检讨，毕竟你只是遵从了自己的意愿，而我也只是坚守了自己的底线。我的生命很长，因此并不急于去证明究竟孰对孰错，时间总会给出答案——这几千年来都是如此。

我想我是不念旧的，送别故人早已成为我的习惯，历史如滚滚黄沙奔流不回，政权的建立与更替，意识体的新生与衰亡，充其量也不过是广阔的时间谱面上一个短促而渺小的音符。可每当寒风吹过脸颊，冬日的第一片雪花落进手心，我的心却又泛起一种莫名的，孤独的酸楚来。我不禁又想起北方，想起那片雪原，想起西伯利亚，想起贝尔加湖，想起白桦林，又想起你。

你是什么样的呢？

初次正式见面，是在莫斯科的车站。你早早地就到了，坐在长椅上等从由西伯利亚开来的火车靠站。当时还是暮冬，莫斯科下了场鹅毛雪，雪花纷纷扬扬，我趴在车窗上使劲地瞧，却怎么也看不清你的脸。车停稳了，我拿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急匆匆地踏上月台，当时的我实在太好奇，太急切了，想要快点看看那个在遥远的北方燃起星火的国度究竟是什么样子，以至于忘了在下车前多添几件棉衣——或许是由于我脑袋还是滚烫着的缘故，竟是对寒冷后知后觉了。都说斯拉夫人天生高大，但真正见到你还是让我吓了一跳——你站起来的时候居然能像座山那样高，我努力挺直身板，也只堪堪到你的肩膀。你朝我伸出手，嘴里说着不太标准的中文，你说：“欢迎你，中国同志！”你的手很宽，有些粗糙，但很暖，一路暖到我的眼眶里。我的弹舌音发得不好，问好磕磕绊绊的，我起初叫你“苏联同志”，一想起自己是来求学的，于是便又改口叫你“老师”。我在说这个单词的时候有些犹豫，心口仿佛被一种难言的陌生感击中，我这才意识到，这好像是记忆里的头一次，我叫什么人“老师”。

你的家乡很冷，可回忆起来，在那度过的日子却似乎总是铺满了暖色调。我们在郊外扎营，修习体能，锻炼野外生存技巧，以及进行军事演练。等有空闲的时候，我就在帐篷里补习俄文。那段时间很辛苦，训练很累，俄文很难，但很充实。你的人民热情而可爱，每每到就餐时间，总会有几个同志过来和我分享他们从家乡带来的食物，比如母亲腌制的肉干，还有秋冬季节时用各种浆果制成的甜果酱，我可以蘸着面包一块儿吃。这些北方的大个子似乎对我这个从东方来的异乡人有满肚子的疑问，在训练的间隙，他们常会凑近过来打听我家里的情况，他们问：南方的树是否冬天也不会落叶，那儿的果蔬是否永远都吃不完，东方人是否都和我一样长得瘦瘦小小（据他们说，这是一种可爱的形容）？一来二去我们很快成了朋友，理想和家乡是我们不变的话题，他们憧憬着南方的阳光和水田，而我则默默地幻想着贝尔加湖上的蓝冰。

等入了夜，营地中央便燃起篝火。郊外的天空总是很晴朗，星星在夜幕降临时悄悄浮出来，我们围在火堆旁，把黑面包放在铁片上烘热，就着面包喝刚煮好的蔬菜浓汤。若是在饭后篝火还未燃尽，加上第二天的训练任务不重，大伙儿就伴着未散的菜香，打着节拍，你一句我一句地唱起你们那儿忧伤而振奋的歌。我们唱《斯拉夫女人的告别》，唱《喀秋莎》，有时起了兴致，也唱《红军最强大》。我的嗓门没有你们那么大，歌词也听不太懂，所以更多时候都是坐在角落里小声地跟唱。记得有一回，你趁着后勤队不注意，居然往营地里捎了好几箱酒——你真该看看你军营里的那帮好像几辈子没沾到酒精的大个子的眼神，和在树林里盯上蜂巢的棕熊是一模一样。苏联人碰了酒真就没个把门，那晚几乎所有人喝得烂醉，七扭八歪地摊在帐篷旁，抱着酒瓶嘟囔着听不懂的醉话。你就坐在我旁边，面前快要熄灭的火堆忽明忽暗，细细的金边在你的侧脸和厚厚的鹿皮帽上摇曳，显得你比平常要柔和许多。你也醉了吗？我不知道。我那时被半推半就地灌了大半瓶伏特加，头有些昏沉，喉咙也发着苦，具体的情况确实是记不太清了。但还是记得一些，比如你藏在绒帽下的头发其实很软，比如说你喝了酒的脸会烫得红起来，比如说你的睫毛很长，半敛着能看到上面沾着的小小冰晶。又比如说，那晚你确实是喝太多了，以至于呼出的每一寸气息，都带着粘稠的酒气。

你是什么样的呢？写到这里，连我自己也有些茫然了——我们之间明明有过那么多的不愉快，我曾经用最尖锐刻薄的语句来形容你，可当我提起笔，写下的却是这些细碎的东西。我俩认识明明只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也不算太久，可我却觉得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记忆里的那个“我”，那个青涩，热忱，真诚且义无反顾的“我”，如今却让我感到陌生得可怕。我偶尔回忆往昔，只觉得那时的我们就像是两个初开情窦的毛头小子，满心满眼只能容得下对方好的地方，双手有一刻不牵上都觉得空虚，听到有任何杂音都觉得刺耳。我们在心里给彼此塑了像，并一厢情愿地觉得对方理应如此，却鲜少去观察那尊像是否和真正的我们相吻合，却鲜少想到本就没什么所谓的“理应如此”。

我以为我们至少应该是平等的。你知道，我被欺辱了那么些年，以为这世上早没有人再会拿正眼看我。那些人闯进我家来，肆意讥讽、奴役我的人民，他们看我，多是看一个失败者，看一块等待分食的蛋糕，看一只待宰的羔羊——他们总是套着一副文明人的皮囊，私底下却给我的手脚都标好了价钱。不断的失败使我对世界绝望，意识和当时的人民一样麻木与痛苦交织，几度想就这么一睡不起。可你的诞生惊醒了我，那声相隔了几千公里的炮响，让我这满是疮病、残缺不堪，苟延残喘了快百年的躯体，第一次得到了重生。我和我的家人们崇敬你，尊敬你，是钦佩你作为引路人的魄力，是感激你在困苦时的帮助，是认为你是我们有着共同理想的同志，是平等的朋友和兄弟。那时候，我们顶着舆论为你写文章，反驳国际上对你的质疑，坚信着你会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上行事，并将“辰”字赠予你（不过你似乎不太明白其中含义，不知道你后来是否查过？），是真的觉得你值得这些。而这种过度的仰慕往往招致眼浅，使我在这段本就不正常的关系中没有多花些精力去考量。究竟是因为掌控欲蒙蔽了你的心神，还是因为你身体里本就流着侵略者的血？不论如何，你偏了轨，越了界，然后我们陷入无止境的争吵，你说我幼稚，目光短浅，不识大局，甚至不加掩饰地在话语里带上了威胁；我回到家乡不再见你，你又发了电报来，说我是脑子不清醒，是“妇人做派”，还劝我“尽早醒悟”。可笑的是我觉得自己从没有那么清醒过，原来就连你也并非平等待我，你不过把我看作你的臣下，你的附属，你战略的一部分——可你忘了，我也曾是接受朝贡的一方，又怎么会不懂成为藩属意味着什么。

再说这些也迟了，这种任性的情绪宣泄如今又有什么意义呢？稍加思考便知道，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谁又能不是个精打细算的利己主义者？因而多一分情实则多一分隐患，多一丝牵连实则多一道裂痕。明明我早就想通了这些，可有时却又忍不住去羡慕，羡慕那个记忆中踩着你的脚印跑就能感到满足的我，羡慕那个对世间一切都充满着好奇的我，羡慕那个还没有那么多顾虑的我，羡慕那个在一切改变之前，还拥有你，拥有那段时光的我。至少现在，要找一个能和我通宵畅谈的人，是再没有了。倒不如说，在这数千年的漫长岁月中，也只有那十几年间曾经有过。

好吧，我承认，在我们闹翻后，我坚持不见你是有赌气的成分。可没想到这在我认知中短短的二十余年，竟铸成了挽不回的憾事。那年，我听说你生了病，但没有放在心上，以为这又是你在耍什么小伎俩，想要我搭理你。我想，就算是真的得了什么病，你身强力壮的，肯定不出几天就好了，况且我们当时的关系仅仅是纸面上的朋友，这种事也轮不到我关心。可没想到你的病情迅速恶化，收到你的讣告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来自莫斯科的另一个玩笑。

真不公平。没想到你直到最后也那么的狡诈，明明这遗憾是我们一同造成的，理应由我们一同去承担。而你居然那么无情，就这样毫无道理地留我一人去承受。

有时候我也会想，如果在从前的某些时候，我们能换种处理方式，结果会不会就有所不同？可是人总需要向前看，重叠的往日造就了现在的我们，而过往已不可追，所以尽管昨日值得怀念，更重要的是如何过好当下。这世界没了谁也照样转，所以就算我这些话找不到人听，就算我要再度过无数个这样的夜晚，朝阳也依旧会每天升起。而我要做的就是认真地去迎接它。

老师，我在这里写信，只开着一盏台灯，用着你送的信纸，就像以往的任何时候给你写信一样。我写给你，写给一个幽灵，一段过去，写给一个永远不会回信的人。共产主义者没有天堂，我连收信地址都不知道该怎么填。

说太多了。

我过得很好，勿挂心。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个。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