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孩童时期曾梦见须弥变得冬夏分明，水天丛林里大雪纷飞，湿寒的空气中分布着成团的冰粒。这是我最后一个梦，在须弥人还会做梦时，他们写道“梦是愿望的达成”，在这个愿望于梦中达成之后，我如其它人一般失去了做梦的能力。当我回想起这个梦，我大部分时候将“冬”的意象强化，引申为我想去至冬旅行，毕竟我确实对那片冻土上的文明感兴趣。我没有意识到“冬夏分明”来自一本讲述劳伦斯时代的蒙德的文化史.它象征着“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生活的激情”。
　　我再次阅读那本文化史。卡维问我是什么睡前读物，我轻轻抬书，以便让他看清封面上的文字。我并非不想回答，而是咽痛难以发声。这位我曾经的室友凑上前来看清，又退后，去为我倒了一杯温水。很久之前他的动作也是这样体贴，但嘴上会不经思考地吐露诸如“你就不能礼貌，点认真回答我”此类的话，我则反唇相讥。不过当时只是懒得开口，现在我确有苦衷。我们很少再争执不休，自从卡维结婚之后。
　　他的妻子知道他所有夜不归宿，但似乎总理解为大建筑师工作太忙。他的婚姻稳定，也许正因如此为他蒙上了一层浮夸的喜剧色彩。我偶尔会想象那位脾气很好的女士坐在卡维满院子的帕蒂沙兰里。阳光明媚，最好再来点暖风。
　　我端着玻璃杯点头权当道谢，卡维在我身边坐下，从我的抽屉里翻出一包香烟和火柴。我不习惯闻着他的二手烟看书，但我没有制止。也许争执就是这样慢慢消失的。
　　卡维曾有丰沛的“生活的激情”。他的激情似乎是一种燃烧，像是太阳。我缺失的部分，我缺失了“生活的激情”。从我的相遇到分居，他一直试图填补这个部分。徒劳无功，激情不是花草，不会因太阳和水分而正常生长。当我们都意到这一点，我们就分居了。一切事物的发生都遵照逻辑、顺理成章，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希望一个有圆满结局的悲剧，却获得了一个结局不圆满的喜剧。然而现在他的激情也消逝了。他不是太阳，而是一个耐用的瓦斯灯，仅仅是耐用而已。
　　在我们同居时室内的陈设几乎都由卡维负责，他看不惯我倒处都是的书本，我懒于添置增加美观的工具。当卡维打开沙发边的抽屉发现里面都是书时，他大喊：“艾尔海森！你不要再随便把书塞进所有容器里了！”我觉得他无聊，又幼稚地反驳：“不是随便，我记得在哪里。如果你希望全须弥城的人知道你住在这里，可以再大声点。”结果是他把我分散的书全都收到书房，导致我有一段时间几乎找不到它们。现在这座房子的陈设与那时相差无几，但不是因为我有怀旧情结，而是因为习惯。况且这些习惯不算有害，我不打算改。

“那家新咖啡馆的咖啡很难喝，咖啡煮了又煮没什么味道，糖又加得太多。”卡维说。我开始组织语言，但词字从脑中一一筛过，只留下几个用于附会的词语，于是我沉默。
　　卡维继续讲那些没意义的话：“你去看过吗？妮露出了新舞剧。大巴扎好像没有以前挤了，占卜的人的小桌子罗盘还有小吃摊上的椰枣蜜糖，花店里不知道进没进新鲜的须弥蓄薇。走在大巴扎的石膏天空下面。”他叹气。“其实还是很熟悉的东西，但为什么我越来越觉得无所适从？”
　　“你本来就没有真正融入过。”卡维或许会喜欢歌剧院里和谐的和音、优美的小调，他也能欣赏店门上的油漆味，二手书摊上溅上油渍的纸质书。但他不属于那些，卡维应当走进大理石的穹顶下,走到D大调的和弦里。我下结论,他又一次无话可说。我实在擅长结束话题。
　　时钟的指针转过一格，时针快要指到十一。我合上书，到书房放回书架，返回卧室。十一点之后的睡眠质量通常不高，卡维识趣地回到他原来的房间，现在那里算是客房。
      我熄灭灯，闭上眼睛。
　　睡眠。卡维曾说睡眠是我的情人，偷情性质的情人。这是个浪漫主义但完全不恰当的比喻，毕竟睡眠是必需品。睡眠之后明天来临，现在它只是明天而不是新的一天，没有什么会改变生活的轨迹。我会到书记官的办公桌前工作，卡维会为了他的项目四处奔波，不可否认这就是目前最好的生活，平静的、在习惯之内的，连虚惊一场这样的形容词都用不上。无所谓希冀，也没有遗憾。
　　须弥城被一起谋杀案的阴云笼罩，人心惶惶。曾经有过相似的时期，那时卡维仍保持与我的同居关系。那算是我们当年少有的和平时期，甚至算得上温情。我们有时会在兰巴德酒馆的同一张桌旁安静对饮，偶尔谈点无聊的话题。椰炭饼香甜的气息和冷浸蛇酒的酸苦混在一起，肉类的味道、奶制品的味道也相互交织。谁都仿佛下一秒就要死去，因此纷份放弃那些折磨人的工作课题，变得异常热爱生活，同时异常恐惧见不到明天的人是自己。我没有恐惧的必要，并且认为卡维也没有。大概是死亡变得迫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得强烈，似乎也感染了我。
　　也许正因如此，那些时日我们很认真地厘清对彼此的感情并且继续践行它。我们曾并肩走在宝商街，街道两侧的小吃、工艺品和旧书无不被光顾。如果和某位老板熟识，他会为你降价，但打七折的蔷薇奶糊的确难吃。我确定其时我们是世俗意义上相爱，但动作却局限于牵手。如今爱意如浮云消散，我们却开始亲吻、做爱。人总是矛盾的，连这句话本身也自相矛盾。

      民众又开始挥霍他们的生命。其实这样的日子也不错，我的工作量会大幅下降。我必需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大贤者的独裁统治下，教令院和镀金旅团暗处的械斗同样是这个动乱国度的一部分。我完全理解这些民众火山爆发式的情感，但不代表我将加入他们。我不能像他们一样欣赏堂吉诃德，我只觉得他愚蠢，而卡维不同，他天生就是为理想效命的骑士。
　   骑士先生头发蓬乱地坐在餐桌前，自觉地拿起渔人吐司开始填满他的肚子。饥饿也许是在须弥泛滥的病症，当环境中动荡与高压并存，本性就走向被无节制地压抑和释放。我们都未能幸免，可我偶尔也觉得庆幸，这的确危险，却使我与卡维又联系在一起。我走到他身后，分出一缕金发，依照记忆编起一条凌乱的小辫子，别上他的发卡。
     “我能理解为你在贿赂我吗？”他含混不清地说。
     “可以，餐桌归你清理。”           　            

      “专断。”卡维如此评价，继续咀嚼他的食物。我又开始饿了。麸质、加工过的肉质、沙拉酱、微焦的蛋白全部混合成一种模糊的味道，我俯身去咬他的食物。“暴徒。”卡维继续发表评论，并拿走了我的咖啡杯。
　　他迅速消耗了剩余的食物和我赖以度过整个上午的咖啡，丝毫不脸红地说：“如果我是被你贿赂的上级，你会被降职。”我不置可否，看着他散开被我夹得乱七八糟的头发，重新理顺，却保留了那条毛躁的辫子。他顶着那条几乎是麻绳的辫子收拾起餐桌。
　　把这样的和平再次归功于未落网的凶手显然并不可取。我反思是否是我的思维体系怠惰了，或者是卡维从我们的背德关系中获得了情感补偿。背德感本身也是快乐的一部分。卡维完成家务工作，绕到沙发背后伸手来捧我的脸，我们相互亲吻。被一口食物压下的食欲蠢蠢欲动，未经修释的原始欲望从胃中腾生，我难以感到饱足。卡维大概也饿了。我们开始进食。
　　进食时不应当分心。我不喜欢卡维主导的进食，它过于冗长繁复，给人的感受介于折磨和享乐之间。我倾向于在合适的时间内获取充足的快感，简要喂满承载欲望的巨兽而非让它饱到想吐。然而我太饿了，于是我默许了由卡维主导这次进食。
　　社会对于进食太敏感，于是纵欲者和禁欲者遍布城市。对我而言我们两者都是，一边像性无能者一样彻夜静坐，一边像野兽一样白日交合。恐怕野兽也排斥这种行为，本着趋利避害的原则，它们不会将所有权力、感官和身体交付给一个过于熟悉自己的对象。
      进食完成之后沙发、茶几和地板一片狼藉。使它们回归秩序之中不轻松，而且今天不是工作日，我讨厌在任何工作日之外的时间付出劳动。明显卡维也不想现在就使它们恢复秩序，我们决定短暂地休息。
     “你想好你的第一个孩子叫什么了吗？”
　　“你那么期待这个小孩降世？”卡维头上乱糟糟的辫子进入我的视线，也许我刚才抓了他的头发，现在那条辫子几乎是一条快散的麻绳。“如果我们不准备保留他怎么办？”
　　“我也很期待那三万摩拉的举报奖金。”须弥的法律允许堕胎而不允许教设堕胎，举报者可领到三万摩拉的奖金。我确实期待吗？我不能确定，这样的期待太病态，剥离对金钱浅薄的追求后都是我在千方百计证明卡维仍然对我抱有感情。我为数不多的道德又要制止我。
　　卡维按照我的预期问我：“你确定你期待奖金而不是这件事本身？”他想必说得很艰难，我确定他拿不准我更关心什么。
     “除了奖金，还有什么与我有关吗？”
     “你怀疑我爱你吗？”
      “怀疑。”
　　那张脸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微笑，我只能说服自己这个表情的情感价值很低，无非失落而己。他说：“那就够了。”
    “你妻子该担心你了，西绪弗斯这个名字如何？”
　　卡维终于散开了那条乱糟糟的辫子，我准备独自收拾凌乱的客厅。不是工作日，意味着我可以慢慢来，我可以心不在焉，可以在任何地方放置咖啡杯和书本。卡维走到门前，说他不喜欢这个名字的寓意，然后推开门走出去。门关起来。
　　须弥是盛产西绪弗斯的国度，我们深受其害，我们难辞其咎。这些西绪弗斯全都敏感而麻木，所以我们可以保持无数段地下恋情，所以我们不被允许完全因情感在一起。没有人需要在意月莲的花期，重要的不是月莲开花与否，而是虚空里有月莲的信息。我只有保持怀疑，我必需保持怀疑。
　　我确信这个月卡维不会回到这里，他必然有心理斗争，他必然要准备食欲。晾晒地毯让我忽然觉得乏力，我回到柔软的沙发上坐下去。
　　毫无预兆，那幅挂在墙上的挂画掉下来。木质边框落地后，镶嵌在上面的珠子掉出来，继而是玻璃碎裂。我寻找时钟，线条和数字显示下午三点，可能是四十七或者四十八。我的饥饿被锚定在十二点和六点，所以我应当去找一本书，找到那本文化史，等待晚餐时间到来。
　　冬夏分明，冬夏分明。天寒地冻、大雪纷飞，这样的词语出现了一次、两次。去打扫玻璃渣，为空出来的钉子买另一幅画。
我走出门。阳光没有正午刺目了。商摊前一如即往拥挤，香料的外壳熠熠生辉，我意识到我买下了它。“不用为所有行为找理由，艾尔海森。”卡维如是说。
　　先不要怀疑这句话了。我沿着街道走下去。铁匠铺陈列着几把喜多院十文字，炭火鲜红。红色的事物让我想起卡维的眼睛。他的眼睛不谙世事，笑起来就流露出忧郁的天真。我似乎夸赞过一次那幅挂画，于是卡维的眼睛就笑起来。
　　卡维会和他的客户、朋友谈论政治和疾病，会谈论工作薪水和拳击赛。那不算小的挂着挂画的房子曾是他通向没有这些事物的世界的纽带。我们谈论石膏、木雕、植物和挂画，水天丛林里的露水永不枯竭。
　　我走进兰巴德酒馆，在红色柔软的椅子上坐下。人慢慢变多，上菜的速度也开始下降。我从前会找到这个僻静的位置，卡维向我做手势，告诉我他何时将会结束。我等待他酩酊大醉地走向我，我们再一起喝点泡泡橘汁，名义上是他请我，事实上是我付帐。侍者端着托盘来收走己空的酒杯，里面残留着很有杂醇气味的勾兑甜酒。酒精中毒的人不应当在少数。墙角摆着葡萄酒瓶，可能是装白葡萄酒的，产地是晨曦酒庄。
　　酒馆外正是傍晚，不安的人群讨论着凶手和受害人。空气中传来正在变熟的鱼肉的气味，加热之后有些温暖的香辛料的气味。乙醛和流动的火焰灯光令我目眩神迷，我可能有轻微的酒精中毒。人流流向须弥城的每个角落，我随其中一支流向大巴扎。
　　舞剧尚未开场，我拿着硬质滑面的票走进剧场，在漆黑中落座。大贤者最明智的决策是禁止公开艺术表演。高压政策需要反抗尽可能弱才能保持稳定。公开艺术表演，传播思想最简便迅捷的方法之一。人们可能会拒绝长篇大论的演说而不会拒绝一场给人以美的享受的舞剧。思想是流动，因此很容易从正统的边界逃脱，往往只需要一点点可能在表达不满的艺术推波助澜。
　　帷漫升起，借着舞台上的灯光，我看到观众寥寥无几，其中之一坐在我旁。这其中之一是卡维。妮露出场，他看着舞台。妮露和卡维一样有一双玛瑙般的眼睛，由于纯净的二氧化硅过快凝固，他们的眼睛呈现出如液体流动的质感，色彩不经融合就急急冷却，深浅不一、变化莫测。那两双眼睛尚未失去坚硬的质地，在一众蒙尘的浑浊晶块里引人注目。
　　琴声转为G小调。妮露转过身背对空旷的剧场,侧头抬手，手指转动弯曲伸直，一步一步挪动双脚。我的眼球有些涨痛。卡维的手指跟随节拍敲击椅子的扶手。他的右手无名指上空无一物，只有一个淡淡的白痕，婚戒的遮挡会让那个环状地带变得比其它位置白。总是如此，他会在任何我可能出现的场合摘掉戒指。莫名其妙的伤感早已转化为痛恨，我痛恨他的不坦诚，痛恨他不肯带上普罗米修斯的枷锁出现在我眼前。情感被滥用了。而我疲倦、团顿。
　　最后独舞也结束，我们并肩走出剧院，上一次这样行走大概真的是很久很久之前发生的事，我控制右手摆动的弧度从便让动作看起来不那么僵硬.在街道的瓦斯灯下，我将香料盒递给他，他茫然地问：“你在干什么呢？”
      我在干什么呢？
    “怀孕期间的女性情绪不稳定，激素分泌异常。”我说。
　　卡维接过那盒香料，我们继续并肩走。走出大巴扎，路过占卜摊，路过新开的咖啡店。卡维问：“要打仗了，是不是？”
　　一种过时的疲惫击打我。我觉得我可能变老了四五年不等，我回答：“是的，你要考虑一下暂时搬去道成林吗？那里受战争影响相对很小。”
     “那你会搬去哪里？”
     “托教令院的福，受限于工作性质，我会留在须弥城。”
　　卡维点头，他有很多话想说出来，但我拒绝给他时间。他每说一句话，我都会诚实地回答他，我不允许自己对他说谎；这会让我辛苦筑起的隔阂土崩瓦解，我们固然能够鲜血淋漓地拥抱，但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将不遗余力将我们推向覆灭。然后我走向明明灿灿的长街，卡维走向他的住所。
　　分裂始于教令院内部，因论派和妙论派率先倒戈，知论派保持中立。生论派分出两党，提倡人体实验的一党支持叛乱者，不提倡人体实验的一党选择中立。想必叛乱者的首领业已承诺同意通过废除人体实验禁令的法案。大贤者奇迹般地取得了镀金旅团的支持，我了解到的是大贤者同意放开百分之七十的对罐装知识的管控，交出监狱的管理权。
　　喀万驿是主要战线，其余各处只有零零星星的游击战。战役之中的虚空被先滥用、后废止，然而废止令完全无效，素论派反对禁止虚空，明面上支持大贤者，不少学者却着手辅助反叛的一方，借助虚空传递其思想。思想的内容很空泛，大体上是支持思想多元化和反对高压政治。几乎可以归纳成单纯的开放、自由。
　　战争转入白热化，会议越开越多，文字记述的需要进一步扩大。这样的会议本质上来说没有意义，没有人获益。所幸我的存在感不高，没有人在意我是否缺席。
　　我再次走进兰巴德酒馆，人们的话题变成了战事、时政和家人的健康。我坐在稍微有些褪色的椅子上，窗外是须弥的特征天气：夏季连绵不断的雨。雨声模糊，利口酒酸甜。摆在桌前的食物并味失色，冒着热气，在这样的天气里显得异常可口，价格却稍微让人感到难以下咽。

      “艾尔海森。”卡维的声音出现，它令人心生快慰，也令人倍觉不合时宜。我不回答。
　　他身上有雨水的痕迹，大概是打着伞，大部分保持干燥。我不由自主地去看他的眼睛，里面跃动着熔化的无机物，闪闪发亮。卡维露出他的笑脸：“好久不见。”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是敌对关系，我效命于教令院，妙论派则已经叛出。好在我们都不关心政治和军事。我招呼侍者多上一杯度数低的甜酒，卡维在我对面坐下。他迫不及待：“我可能快离婚了。”
      “为什么？”
　　“战争就是最好的介质！她的家人和我的学派阵线不一致，而且由于她身体不好，那个孩子已经从世界上消失了。”卡维晃动他右手空荡荡的无名指。
　　我端起我的酒杯，然而它己见底，于是我放下它。战争确实是好的介质，任何事情这样发生都显得合乎情理，我几乎要接纳这个提议。“你看这些幼稚的人，”我说，“他们太渴望自由了，以致于他们忘记了规则才是自由的生产者。大贤者不会赢，镀金旅团也不那么支持他了。”
　　我感觉口中干渴，声带快要到达撕裂的边缘。卡维明白我在说什么，新政权会让须弥沸腾疯狂，会让它更混乱。这意味着言行会更尖锐，兽性会更突出，而我们还是异类。
      “我们去流亡。”卡维说。
　　我找不到借口。食物变冷了，表层的油脂微微凝固，显得有点灰败。问题不在于政策，社会，而在于我。已经露出腐败迹象的食物会继续腐坏。我们当然可以去流亡，离开教令院，离开须弥。但我怀疑，我怀疑我爱卡维，我怀疑卡维爱我。我怀疑这只是场景造就的心理学效应，我怀疑我动机不纯，我怀疑我只是想利用这份关系完成对这里的叛逃。喉咙痛得像裂开。我出声才发觉那是幻痛：“我不能。”
　　卡维的酒被端上来，他扯起一个勉强的笑，说对的，我不能要求你和我去流亡。他从口袋里拿出那枚与我素未谋面的戒指，上面有细碎的小钻，用珐琅工艺绘出简约的抽象花朵，他将他的戒指戴回无名指。
      我的喉咙仍然幻痛不止。
     “新政权会成功。到时候你就能看见我被流放了。”我说。
　　卡维走出了兰巴德酒馆。我口渴难耐，端过他的酒杯将酒液送入口中。
　　大贤者彻底倒台好像只是一个下午的事。我在文件下写明“驳回”时，两个穿着新政权制服的人走进来，职业像是上士之类。我无意效仿阿基米德，抬手让他们将我的手铐住。他们也许对我的顺从很吃惊，担心我这个文职人员干出什么过激的事。两把长枪一左一右架在肩上，可能是想到我能永远离开教令院，我很高兴，几乎算笑得灿烂。
　　群情激愤，指控很长，我没有仔细听，最后他们问我还有什么要说。我决定中和一下严肃：“这句话问得很人性化，不符合审判的风格。”
　　投掷物令人费解的多，难以相信在这样一场战争之后民众仍有那么多富余的食物。那座没有挂画的房子应该被他们收回了，也许那些纸质书也难逃充公的命运。我看到一丛金色的金属一样的头发晃来晃去，下面是卡维的眼睛，凝固的鲜红最后落到我的眼睛里，他的无名指又变得空白。
　　如果他的妻子身体很好，现在应该已临近分娩。卡维会在那位女士身边，看看报纸，画画工图，喝点利口酒。今后他们会一起住在院子里种满帕蒂沙兰的房子里直到不能再老，然后在敬老院共度余生。至于我，人活着本就容易毫无缘由地死去，我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弗洛伊德：我啥时候变成须弥人了
*文化史原型是津伊哈德的《中世纪的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