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8年，汤显祖的老婆端着午饭在自家柴房木堆上找到他，辞官不久的老头为了他的杜丽娘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哭着跟自己太太说，怎么就死了呀，杜丽娘她怎么就死了呀。似乎那个生生死死把自己的魂魄咬住的女孩子早就在另一个位面站起来，双眼灵黑，头也不回的离他而去。四百二十年后我在郭德纲那个小黑胖子的“学电台”里头一次听到“游园惊梦”这出，夜深黑甜，我躺在那儿，窗外的桂叶迎风摇晃，像一个人生在良夜中，满身银紫的光。
希伯来人有着泥土般甜实的痛苦。事情开始最初他们信奉的唯一神亚卫给族祖下达的第一道命令是“走出去，离开故乡。”听起来并没有揭示他们创造、开放的民族品格，相反，更像是一道注定颠沛流离，在希望中永远回不去故乡的谶语。于是“出埃及记”在现代管弦的共振下显得那样恢弘而悲壮，崇高浪漫且浸透热燠的血，仅一场北征就打下几百年，那个劈开红海的男人在西奈山上迎着黎明听到一道指令，于是他们走啊走，为了离开某地与某人，可义无反顾地走上四十年。三千年后族外人写以色列建国史，仍以希伯来人的口吻说道：“我们的人死掉太多了。”埃及的太阳底下，当盛满牛奶的陶罐像一个民族的生命那样静静地坍碎、瓦解，一定也有一个女孩瞧着那浸透土地的白玉想：“我们的人死掉太多了。”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回到忧郁的热带，他写到，一个人肩负着由所见所爱组成的世界，便携的避难所，终其一生，他将反复脱离生活的地方，尝试回到这个所在去。这种说法被称为“结构主义”，“现代”，内容却是回到本源，说人类的一切活动永远脱离不了永恒的母题——善与恶，爱与恨，性与暴力，信仰与空虚，激情与颓废，生与死。神话与理性。当我读到这些，总想起中国人很早就刻在巫卦与爻辞上的卜文，在那些依照世间万物的模样描画出他们成为文字的最初，仿佛因为这虔诚的复刻行为本身，文字便被赋予了神圣性，当汤显祖在高度的至情共情中哭泣，同时代的冯梦龙正以同样高高飘飞于这世界之上的心情，试图用那贯通前生后世、真实与幻境的巫爻般的文字，参透西周三百年的国运。王在黑不见指的夜中回宫，空旷的原野上和一轮银月下，只有几个红衣小孩唱着简单的歌谣，童言无忌：哭又复笑，笑又复哭。日升月落，实亡周国。
无人不在流浪。无人不在反复的远离又复归，回到原点。无人不在向内向外，上天入地，生死死生，追自己，又跨越他走去。无立足境，我看见你正牵着你快速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