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是在去圣彼得堡的列车上。我当时身无分文，但靠着些花里胡哨的魔术把戏能骗得不少富人的钱。我说这句话并非是有意嘲讽或是因仇富而酸言酸语，事实如此，并且我家并不贫穷，甚至可以说相当富有。我父亲曾说我们家祖上一代是贵族，没落之后虽然不再以姓为所知，但家底产业该有的地也没少，总的来说，我的祖父、不久后我的父亲、以及未来的我，会是地主，守着家里的几块地坐吃山空。

    正如大家所想，贵族之间的家庭纠纷并不比普通人少，而我的父亲，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他是个彻彻底底的废物，既没有在事业上作出什么优秀的作为，也没有维持一段婚姻关系的能力，称得上是个喜欢逞强又眼高手低的失败男人。我母亲因为对他感到失望而离开了俄罗斯，她原本试图将我一起带走，去温暖的地中海，但最终失败了，因为我父亲信誓旦旦地指出她在做母亲这一方面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她或许感到无从辩驳，又或是根本找到了理由逃离一个母亲的责任，于是就这样干脆利落地走了。

    “其实他们两个人都是失败的人，我母亲原本是小有名气的画家，与父亲结婚生下我之后就再也没有办过画展，尽管她每日在家中都不曾离开过画室。”我说着，把冒着热气的咖啡推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面前，冲他挤眼：“你猜猜我学会说的第一个俄语单词是什么？”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非常耐人寻味的脸，叫人看不出他年龄，我也无法从他的言行举止任何一方面判断他究竟在什么年龄区间，但这并不影响我和他有非常融洽的谈话氛围，即便是我不久前试图从他手里骗钱无果、并被他一眼猜出我是个才只有十七岁的小鬼后。他双手捧着杯子，苍白的脸像被咖啡的热气熨帖了一样，总算泛起了点血色，我猜测他或许正在病中尚未痊愈，亦或许是别的原因导致看起来如此虚弱。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正垂着眼睛思考，深色的眼睛盯着咖啡涌上来的雾气，片刻后微微耸了耸肩，说：“这可不好说，但我想应该不会是妈妈。”

    “是苏卡布列。”我说道，继而看见他脸上浮现出了明显的惊讶，开怀大笑起来，“噗……我很抱歉，我只是想开个玩笑。”

    陀思妥耶夫斯恢复面部表情：“这可不是个好词，而且我也没有听出你真的在道歉。”

    我停止笑声，打趣他：“您不会是个老师吧？”

    他露出个意味不明的笑容——我那时还天真，不知道这笑容意味着什么，而他很可能早就知道我是谁——淡淡地说道：“可见你学会的第一句俄语不是什么好词，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是的，我在还未能双腿直立的时候学会说的第一个词语不是爸爸，不是妈妈，也不是任何人都名字，而是“去死吧”——这是我母亲对我说过的最多的一个词。

    “姑且这么说吧，”我说，“当然，因为不是一个好词，所以我想您也没有必要真的要知道。那么，公平起见，接下来轮到我来听您讲故事了，要像我一样，从自我介绍开始——‘我叫尼古莱，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这样。”

    “好吧，”他像是无奈般地轻叹了口气，“我的名字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出生于莫斯科……”

    ——这是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遇，一切故事的开头。

   

    那趟列车的终点是圣彼得堡，也就是我的家，但当时我在车上还没意识到，一个与我在车上几乎将彼此的过往都聊得一清二楚的人和我在同一个地方下车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们很可能随时都会遇见，或者更糟糕，他就是冲着我来的。

    没错，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一开始就认出了我的身份，知道我是谁，他是我父亲在莫斯科出差时遇到的，在之后的几天内我父亲不知为何决意希望他能来到圣彼得堡的家中长住。好嘛，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一路上与我聊天则是想要同我提前建立好关系，因为从他答应我父亲的那一刻起就要考虑到之后如何与我相处的问题。尽管费奥多尔一再向我解释在列车上拆穿我的魔术小把戏只是顺手而为并非有意找我搭话，但他这个人就算说起谎来也人畜无害，我并不能完全相信他，虽然这件事对于他、对于我来说根本已经无关紧要。

    你一定会问，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我家是干什么呢？

    听好了，我亲爱的读者们，你们必须要知道，尽管我父亲在事业上几乎一事无成，他仍然想方设法地要保留一个“贵族”所要有的最基本的体面，尽管21世纪根本没有人在乎贵族头衔。而曾经的我母亲、我、包括即将到我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承载这份体面的工具，我母亲离开了，他可以再找个更温柔、更美丽的女人来充当他出门携带的贵重挂件好了，就像名媛小姐们都靠包的牌子来分摊地位高低；我是个不学无术的坏孩子，那他就得给我找一个家庭老师，来做到既不为外人张扬，又能无声地将我的坏名声关紧在家门之内。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他在莫斯科找到的最好的老师，从各方面来说——

    “我年轻但负债，又体弱多病，急需一笔钱，而你父亲这有一个好机会能让我衣食无忧的同时又不为医疗费所烦恼。”费奥多尔说，他和我面对面坐在窗边的圆桌前。下午三点的圣彼得堡阳光亮得刺眼，直直地照射着他的眼睛，而他仿佛没感知般捧起凉茶喝了一口。

    我坐在他对面一动不动，看着他苍白的脸在阳光下被照得近乎剔透，纤细的脖颈好像草茎扎在新换的衬衫领里，我看见他皮下青色的脉搏正细微且规律地跳动着——我能轻松地将他给掐死。

    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是察觉到了我阴晴不定的面色，朝我露出一个微笑，不慌不忙地继续他刚刚说到一半的话：“而你家如我想象一般温馨舒适。”

    “你有脑子，但看起来并不多。”我嗤笑一声，“你会后悔的，当然我一定会乐意见到你后悔到痛哭流涕的那一天。”——我忽然有点迫不及待地想看他哭起来的样子了，我会掐着他的脖子，让他苦苦求饶我放开他——我如此想到，却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颇有兴趣的目光在我脸上逡巡，便移开目光，转而看向杯子里的冷茶。

    于是我知道，我已经在这场对峙里占了下风。

    相信我，没有人会愿意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视，总有人天生有让别人对他托盘而出的能力，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是他的眼睛给的，即便我对他的伪善感到恶心，但也不得不承认他有一双太漂亮的眼睛。

    茶壶盖上因为热气凝成的水珠滑落到桌面上积成一滩，好吧，该死的，我的父亲到底为什么要在餐厅装这么一大块落地窗，我第一次感到圣彼得堡难以一见的阳光也如此令人难受，再一抬头，对面人的脸仍然苍白而平静，甚至因为这顿下午茶而流露出一丝惬意，这让我没来由地感到一阵烦躁，将杯子往前一推起身就走。“哐当”一声，椅子翻到在地上，发出了刺耳的撞击声。

    我与他正式生活在屋檐下的第一天，由我主导的一场不欢而散而告终。



    看到这里，如果你真的认为费佳来到我家真的是当家庭老师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说不好这究竟是因为你们过于有道德感，还是从客观事实的角度来说发生那样事情的概率确实很小，不过无论哪一种原因都让你们显得天真得让人发笑，费佳的工作当然不止是当我的老师那么简单，他身兼数任——但请让我慢慢讲。

    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许能称得上是个好老师，胜过百分之60的家庭老师吧，大概。这是我的想法。普通人不会对一个正处于青春叛逆期并且显然比起同龄人来说脑子有点过于不正常的tennager有十足的耐心，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他不仅有，他甚至能够做到在我毫无下限地说一些下流话时面色毫无变化。我承认这是一种骚扰，有时候说出来的话我自己都感觉恶心，当然我做这一切只是为了恶心他，并非我本意。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许是一个非常好的骚扰对象——假设他正在一个正常的高中教书，那么他就会成为被年级里那群恶心又幼稚的男生彰显自己雄性资本的试验品，因为他长得漂亮、身体羸弱，或许会被骂娘娘腔、下课时被堵在教室门口言语霸凌，但这很有趣，因为一般人或许会让那群人有一种凌驾于别人之上的快感和优越感，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般人，他不会。

    “你觉得我说的对吗？费奥多尔。”我坐在地上，仰头问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坐在椅子上，手里捧着书。他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长衬衫，我认出来那是当年母亲送给父亲的礼物，但父亲只有在收到的时候穿过那一次，那一晚他久违地与母亲一起过夜，第二天后又恢复了以往的样子，之后我便再没见过他穿那件衣服。我不难猜出为什么这件衣服会出现在他身上。

    “你指哪方面？”费奥多尔瘦长的手指翻过一页书，慢条斯理地回应我的话。他总是听得很认真，这简直要命。

    “你不会生气，”我索然无味地说。

    这是对的，因为他真的不会生气，一个能和我父亲睡同一张床的人怎么会生气，当然不会。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倘若他真的在中学当老师、被那群处于青春期里头和屁股长反了的男生们当做霸凌的对象时，那群人是根本感受不到任何快感的，因为费奥多尔根本不会生气，不会在乎，而霸凌的本质是从践踏别人自尊的行为中感到快乐。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定对此无动于衷，因为他从来不知羞耻、也无所谓任何人的眼光。

    至少当时的我是这么想的。







-TBC-